爱华网德鲁克是在人文艺术传统中受教育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这一背景显然有助于他形成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德鲁克特别鸣谢过一些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个人；对德鲁克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也可看出其他人给他带来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德鲁克思想形成的各种人物——他们当中既有美国文化的观察者，也有一些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管理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完全可以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在涉及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德鲁克可以说是守口如瓶。他曾经说过自己的家庭属于路德教派，当然还谈不上是极为虔敬的那种。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其个人生活还是在其著作中，德鲁克一直未曾放弃过对神学和精神问题的孜孜以求。尽管他通常会表明自己是一个“常见的传统的基督徒，”但同时在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时，他也意识到了时刻坚守基督教神学信条之不易：有人说基督教的基本本质体现为一种张力，即上帝之国不在此世之指令与博爱高于一切之指令之间的张力。这样一种冲突显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张力的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你只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每当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我都会下意识地退缩一下。德鲁克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为他研究管理和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理解他所谓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开始剖析其精神的世界观受到哪些关键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体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本章和第三章将会介绍几个对德鲁克的宗教和精神观产生影响的重要的宗教性人物。我们看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放在一起看，这些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帮助德鲁克形成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德鲁克继承了基督教的观点，认为人是容易犯错的，是坠入凡尘的，是与上帝分离的，人总是摆脱不了罪恶的诱惑，因而需要救赎和道德的指引。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了德鲁克所构建的关于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的蓝图。所有这些宗教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瑟伦克尔凯郭尔。瑟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德鲁克多次提及克尔凯郭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岁时，他在一家汉堡进出口公司实习，当时就接触到了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学说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存在主义强调，人生中主观性、个人性的独特经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生中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经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建立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的批驳基础上，后者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致力于解决其所意识到的张力，他认为这些张力是人类存在很自然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普遍适用于人类存在的张力之一是个体存在和集体存在之间的推力。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在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存在的同时，还能够符合社会的整体需求呢？对于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与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之间必然有冲突，黑格尔给出的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案是“世界精神”（geist），他以此来命名人类所拥有的集体精神或者思维。“世界精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但是它所承载的就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实体来整合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黑格尔所定义的“世界精神”，人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最终得到了消解，因为每个人都被指向了一个更高的能够团结所有个人的理性力量。“世界精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长期有效，能够确保人们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始终能够驶在同一条轨道上，驶向一个造福所有人的目的。克尔凯郭尔全然不喜欢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他认为，这种理念将所有事情都混合进一个所谓的“世界精神”概念，以致于使得人的个体经验丧失了意义。如果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对立的个体意见都被莫名其妙地整合进一个绝对意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是留给个人的经验和想法的呢？克尔凯郭尔希望让个体重新获得应有的重要性，同时一个更高的力量也能发挥指引作用。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更高层次的力量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每个个体都要对他有所交待，并承担起个人的责任。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渗透进了德鲁克的著作，那就是，俗世的个人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精神和物质王国（上帝和个人）之间是互相分裂的，而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绝望的根源。随着一个人越来越意识到俗世生命转瞬即逝的本质，意识到人永远不可能完美这一事实之后，他也会意识到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这导致绝望，而且一个人越具有自我意识越感到绝望。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探讨了这种绝望的本质。他宣称要治愈这种疾病或者说要摆脱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基督教信仰：“充分意识到这种疾病正是基督徒能够超越自然人的优势；治疗这种疾病靠的是基督徒得到的祝福。”正是由于极为重视个体经验，克尔凯郭尔才认为，人们要摆脱由人和上帝之间存在的鸿沟所造成的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耶稣这一人的形式来把目光投向上帝。他推断说，正是由于人们通常只能理解自身的经验，因此要理解上帝，也只能通过耶稣这一肉体的存在，或者说通过另一个人作为榜样，尽管这个人是一个神圣的人。除了这一推论之外，克尔凯郭尔也坚信耶稣强化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分离。耶稣的一生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代表了绝望这一个本质，体现了人因为肉体存在而无法避免的与上帝之间的疏离。耶稣这一例子是在提醒大家人是不完美的，而不是提醒大家人与其创造者是浑然一体的。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基督教信仰能够让人们摆脱与上帝分离所造成的绝望。耶稣的生和死作为一个楷模，不仅仅教我们如何理解上帝，同时也教我们如何理解，肉体存在的本质是要在远离上帝的精神王国的情况下独立生活。克尔凯郭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显然不能让现代那些希望找到简单答案或者结局的思想家们完全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尔凯郭尔（延伸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鲁克有关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和一个由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理念），人们必须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不和谐音”，或者说是容忍无法解决的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无法解决的张力的根源：就此而言，这是作为一个肉体之人来生活与去理解这一存在之局限之间的张力。德鲁克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体现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理念中的三个主要元素：个体的重要性，该个体对一种更高力量（基督教的上帝）负有责任，并要有所交待精神王国和物质王国之间的鸿沟信仰能够摆脱绝望、解决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主题贯穿了德鲁克的所有著述，但是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以及“不够时尚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意识到尽管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能够缓和存在主义的个人的绝望，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宗教确实能够给个人的绝望及其存在主义式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对于众人的绝望却无能为力。”面临一个失效的社会时，个人会去宗教以外的别的领域去寻找意义，“西方人——事实上，当今整个人类——都不准备弃绝这个世界。事实上，人还在孜孜以求尘世的救赎，如果他认为确实还存在救赎可能的话。”如果工业社会不能为个人提供意义和地位，而且让个人感觉不到尊严和礼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起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甚至包括极权主义。当工业化推动美国不断地走向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工作时，德鲁克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工业人取代了过去的经济人，成为个体实现自我的模范。德鲁克坚信，宗教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不可能为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提供意义：基督教和教会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宗教性的社会解决方案的。时至今日，它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个人一个私密的避难所，让他们能够一个宗教中寻求庇护。它们不可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区。个人的宗教体验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具有极大的价值；这种体验也许能够让个人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也许能够给他一个个人化的上帝，让他获得对自身职能和本性的理性认识。但是，宗教体验不可能重新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使社会和社区生活变得合乎情理。即使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到今天也持有像克尔凯郭尔这样极端的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比如，认为上帝是全然个人化的，是无法转换给别人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的体验，这种体验特别强调自身的分离感和孤独感，还认为整个社会陷入了绝对的非理性之中。三十年后，在1969年（再）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序言中，德鲁克再次强调了他关于宗教属于个人领域而不是社会领域的观点：“作为对所有形式的社会的批判，宗教如果不能放弃其真实的王国即一个只与上帝在一起的灵魂王国，那么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社会的，甚至也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社会计划。”对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德鲁克的“新社会”通过大型组织中的公民身份为个人提供自由和平等。精神和物质王国。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离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自我救赎，以耶稣为楷模或者只是以好好工作为基础来追求人生也没有什么价值。物质世界就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无可救药。德鲁克也深信与上帝分离的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跟克尔凯郭尔一样，他鄙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建立在好好工作（德鲁克称之为“合乎伦理道德的概念”）的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这样一条道路最终指向的不是“包裹着极权主义的糖衣”就是“纯粹的感性主义——这些人认为靠着善良的意图，邪恶能够去除、和谐能够建立。”人是不完美的，俗世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成为天上的乌托邦。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信仰是能够治愈这种意识所带来的绝望之唯一良药：所谓信仰就是认知到人是一种被创造物——人并不能自治，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不是结局，也不是中心——但是，需要负起责任，同时也理应自由。要明白人本质上的孤独感是能够获得解脱的，当然这需要确信上帝永远与人同在；甚至“直到我们濒死时刻，”上帝也与人同在。德鲁克所持的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由众多容易犯错的被创造物（同时参见第三章关于圣奥古斯丁和保罗的讨论）组成的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分析。尽管很多人批评他过于理想主义化，在关于人的能力的评价上显得过于天真（参见第六章关于马斯洛的讨论），德鲁克给组织和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则经常会包含这样一些建议：约束权力的滥用或者将卑劣的人类本性引导到正面的方向上去。确实，他几乎总是假定他所描绘的组织中的人能够理解自己“既负有责任有理应自由，”能够理解并尊重权威和秩序。但是，德鲁克也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人类制度内在的缺陷。（参见第四和第五章中所列举的例子。）信仰的本质和所承担的角色。《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整个前提就是围绕着信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人们丧失了信仰之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该书中，德鲁克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终都未能提供经济平等，并反而为极权主义在欧洲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德鲁克来说，正是克尔凯郭尔所看到的信仰危机造成了极权主义的兴起。用德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信仰就是坚信这样一点：对于上帝来说，一切不可能都将变得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继失败，欧洲人民开始转向极权主义针对那些不可能所做出的承诺。根据德鲁克的分析，这里的错误不在于人们有信仰，而在于他们把信仰放错了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通常会转而求助于“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所鼓吹的最为非理性的信条。最终，德鲁克的著述还在寻找一些合乎情理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供多数人们寄托其信仰。尽管深信宗教信仰是个体性、个人化的，绝大多数人们所寻求的都是“俗世的救赎”而已，德鲁克仍然认为信仰是克服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绝望情绪的唯一途径：由于有了信仰，个体就变得与世相通了，不再与他人隔绝，变得有意义了，变成绝对的了；由于有了信仰，才有真实的伦理。正是由于有了信仰，社会中的存在就像真正的慈善所里的存在一样，也变得有意义了。但是，到底信仰什么？德鲁克明确地呼吁大家信仰上帝，但他同时也希望大家“以信仰——对自由和个体的信仰——为基础，”起来反对极权主义。在德鲁克关于管理的愿景中，他把人本身看作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同时对人类的潜能也怀有强烈的信仰。为了建立一个由管理得当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人们必须相信人的能力，相信人能够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采取合适的行动。德鲁克的愿景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如果人们坚信人总是倾向于犯错，而组织则需要设计成对人们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这一点进行严密防范的样子，那么再想保持对人的信任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张力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如果存在的本质就是处于张力之中，那么能够摆脱这种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都如此）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信仰。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解决方案是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德鲁克来说，解决方案是则是对于“自由和个体”的更为世俗化的信仰。政治方面的影响除了宗教和神学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产生过深远影响之外，还有一批政治思想家也影响了这一理念的形成。德鲁克特别致力于在自由与权威之间找到平衡。这里以及第四章，我们将会探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关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准则和秩序之间如何维持相应的平衡。德鲁克向来不愿意公开谈论他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从属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终其一生，他都在担心极权主义大行其道。在他有生之年，他目睹了一个有一个不断侵蚀人们自由的强大的极权政府的兴起。纳粹德国、毛主席统治下的中国以及苏联都体现了人类领导力中最为丑恶的一面，而鉴于这些统治对那些处于绝望状态的民众所曾经产生造成的吸引力，他无比担心那些“世俗信条”的泛滥。德鲁克对极权主义的忧虑促使他加强到对由有效运转的组织构成的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在工业组织那里找到了拯救整个社会的根源：工业企业的蓬勃兴起也许预示着一个基本的趋势开始有所逆转，该趋势是中世纪秩序倒塌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国家代表着一个荒谬——罪孽深重、阴险狠毒、无比疯狂的荒谬——的趋势，这一趋势肇始于十五世纪，其中国家被视为唯一的中心、唯一的焦点乃至唯一的强权。显然，从那以后，在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企业是第一个有自主性的组织类型。在德鲁克看来，企业作为一只主要挑战的力量能够适当地抗衡极权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绝对权力。在他所构想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私有商业部门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管理成为一个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得到有效运转，那么权力就会被集中到诸如大政府或者大企业之类单一实体手中。与此同时，德鲁克显然也不是直接民主的粉丝；他曾经说过：“当今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所谓多数原则其实是一种专制的暴君式的非自由的原则。”身为个体的拥趸，他充分理解少数人意见的价值所在，也理解严格按照大多数人意愿来行事的原则中潜藏的危害。德鲁克显然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那也是有史以来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挣扎并试图解决的两难：一个社会如何在治理、规则和秩序这些需要与确保个人自由最大化这一愿望之间取得平衡？从那些影响了德鲁克的一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他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做决策，必须努力在权威与自由之间、历史价值与未来梦想之间以及个人志向与社区需求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如果其按照该词的传统意义来解释的话,有保守主义的一面：致力于维护过往的传统，这些传统与当下仍然相关，仍然有意义。但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同时也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因为它致力于将个人自由最大化，致力于革故鼎新，致力于更好地位组织或社会服务。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1802－1861）：德国思想家中的三驾马车施塔尔是最早对德鲁克施加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在其学术生涯初期就决定深入研究十九世纪在普鲁士宪法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保守派思想家：威廉洪堡、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在接下来讨论施塔尔时的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到洪堡和拉多维茨，其中原因是于他们一起对德鲁克造成了强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三人在德国历史的同一时代做了相似的工作，产生了相近的思想。这三人真正吸引德鲁克的在于“他们都试图在稳定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既不是肆无忌惮的自由分子也不是肆无忌惮的保守分子。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政体，从而既能够维护过去的传统同时又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变革。”德鲁克最先开始研究施塔尔，在1931年完成了第一部后来得以出版的专著《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关于国家的保守理论》。在1933年他离开纳粹德国前往英国之前，该书得以在德国出版。德鲁克的原意是要逐一分析“德国三大思想家，”但是最终只写出了对施塔尔的研究。施塔尔是一名教会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欧洲许多国家经历暴力革命的时代。众多劳工阶层推动的革命最终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些变化促使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开始思索旧君主制究竟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未来的革命最终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整个政治格局。施塔尔努力为普鲁士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试图找到能够取代旧君主制的选择，找到受当时社会胁迫的暴力革命之外的道路。通过将那些有代表性的制度与那些在他看来属于君主制正面的特性结合起来，施塔尔发展出了一个政治框架，旨在避免要么激进地向前要么反动地向后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平衡的政治框架，既保护个人的权利又维护广大社会的利益，这一直是施塔尔的志向所在。他的框架体现的是对立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尽管黑格尔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施塔尔并不认同黑格尔提出的一个统一的所谓“世界精神”力这一理念，他认为这种理念不能兼容个体的差异性。但是，与黑格尔一样，施塔尔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办法来约束个人的权利，强化社区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施塔尔用他“个人的上帝”这一概念来反驳黑格尔的哲学，所谓“个人的上帝”是每一个个体的积极主动的创造者。施塔尔所说的“个人的上帝”与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个体化、个人性的关联。施塔尔使用了“个性”这一术语来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也同时将这个术语用到上帝身上，来描绘其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个性不仅仅是指最充分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同时也指最充分的满意度和最高的精神上的完美度。”施塔尔在其哲学理念中将个人与其创造者联接在一起；每一个个体都直接地反映着一个个人化的具有创造能力的上帝。在施塔尔的哲学系统中，个体因造物主上帝有意图的设计而拥有自由的意志。在理想的情况下，当人们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时，个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之间不会没有什么冲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基督教的个人的上帝利益之下。但是，正如克尔凯郭尔所做的那样，施塔尔也意识到，人与天父上帝是分开生活的，人的肉身存在于地上。结果，人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造物主的利益一致。因此，人必须听命于世俗的权威：国家和法律的统治。施塔尔使用个人的造物主上帝来将人的个体权利与社会需求整合在一起。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强迫的问题，或者被迫服从国家权威这一问题。试问：在法治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愿意服从法治呢？施塔尔的解答是，对国家权威的顺从事实上是自愿的顺从。施塔尔关于自由的观念包括受限于对一个更高权威所负责任的选择，包括对一个超越个人自我欲望的更大的善的认同。他指出，自由不仅仅是一种许可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和可交待性，这种责任和可交待性所针对的是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公共行为规范，或者就终极而言，是一个基督教上帝的宗教行为准则：“因为自由作为一种伦理秩序来自于法律，因此它并不是毫无约束的，而是一开始就包含了特定的内容、标准和界限。”人们之所以认同法律权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终需要负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善。正如施塔尔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顾对他人造成的后果而恣意妄为。施塔尔用“自由是一种伦理秩序” 这一概念将政治权威合法化，在他那里，就是将君主的权力合法化。施塔尔所说的权威的合法性所依托的是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都能够意识到在物质领域之上尚有一个更大的道德权威存在：“法律上的自由首先受到更高义务的约束，人们必须服从这些义务；当然，这种自由不受（主观）道德宣称的约束，而在实际上受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关系的伦理理念的约束。”如果君主及其臣民将双方的利益统一在一个个人的造物主那里 的话，那么顺从就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之所以顺从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么做会同时有利于社区和个人。这样，政治权威就变得合法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基础上，而该道德已被所有相关群体吸收并内化了。正如施塔尔在他所在时代的革命和旧式君主之间极力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一样，德鲁克也在不断探求一个有效运转之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在极左和极右立场之间占据一个温和的空间。基于自己关于人是容易犯错的，是不完美的，需要权威和管制这一看法，德鲁克在二十世纪继续推进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探索。权威的合法性。在德鲁克的著述中，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相反，行动的自由要受到法律或价值观的约束。在德鲁克所定义的有各类组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中，被治理的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却自愿顺从权威，因为这些人与组织中在他们之上的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并且愿意对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负责。自愿地服从内化的权威在德鲁克有关管理层收购（MBO）的概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组织搞MBO要求所有管理者为自身设立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要用于评估绩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目标应该反映出整个组织的宏大目标，而不仅仅只是个体管理者自己的个人愿望和成就。正如施塔尔的权威系统是与一个共同的大一统的更高的力量关联在一起的，德鲁克所谓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也整合了管理者及其组织的利益。由于管理者能够将自己的目标与整个组织更为宽广的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个体的目标就成为个人表现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表现还会受更大主体的权威影响。对于组织内部权力的层级结构，德鲁克一直深信不疑；他并不十分认同在管理或者政府问题上的极为严格的平等主义观点。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那些在食物链顶端的人必须通过坚守共享的价值观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换句话说，德鲁克坚信管理权威是必须的，但是，正如施塔尔所做的那样，他也试图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来为权威获得合法性找到一条可行之路。试问：为什么在组织架构图上低端的那些人会自愿地服从自上而下的权威呢？他们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相信组织及其领导者与他们共享关于人的权利和机会的相同的价值观，否则是不可能服从的：跟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其他任何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须按照层级线条加以组织。但是，对属于大家的企业的成功而言，每一个人，包括老板和扫地工在内，都是同等必要的。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员工的晋升提供平等的机会。这其实就是传统上对公正的要求，是基督教关于人的尊严这一概念的影响所致。本质而言，德鲁克试图利用施塔尔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化的基督教上帝，将他世俗化，运用到工业场所中去。围绕机会平等和任人唯贤这些非常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以及从宗教中汲取的有关尊严的概念来整合整个组织，德鲁克将施塔尔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理念转化成了符合二十世纪的理念。他仍然保留了施塔尔的具有创造力的上帝，只不过是对其形式进行了提炼而已。但是，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论断是完全以基督教上帝的在场为基础的。由于他只是在基督教框架下全力拥护君主立宪，所以他并未发展出一个能够在神圣灵感之外的物质王国里建立起合法领导地位的制度。在德鲁克多产高效的一生中，如何使管理权力合法化是他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作者杰克塔兰特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合法化的问题。他带有妥协色彩的努力总结在这样一个结论中：‘企业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一点并不就意味着它就不合法。’”因为其宗教和神学观点使他无法全然相信本身也是人的管理者，德鲁克试图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遏制常见于人身上的滥用权力的倾向。其他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们也给他提供了不少方法，以期约束管理的权威或者将权力引导到最不会造成伤害的道路上。但是，1932年的时候，德鲁克就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在责任的基础上，而责任最终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合乎道德的价值观而不是人为价值的基础上。[ ]由于缺乏一个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神，关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其著述中，德鲁克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探索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回归信仰、回归联邦主义。围绕权力这一主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答，这揭示出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设计成将人的自由最大化的人类制度当中存在着终极的不信任。在世俗化了的二十世纪的情境下试图维持施塔尔十九世纪所提出的哲学理念，显然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1797－1853）和威廉洪堡（1767－1835）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是在巴黎接受教育的。他曾经为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后来来到普鲁士，入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普鲁士家族。拉多维茨后来在1836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日耳曼邦联的联邦议会在军队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一个于 1848年统一德意志的温和计划。拉多维茨希望能够填平现有秩序和德意志各国革命势力之间的鸿沟。威廉洪堡是在柏林长大的。1809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坚信政治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他也特别担心个体究竟如何才能在一个中央权威不断强化的国家里提出文化诉求。洪堡接受了关于“修养”（Bildung）的德意志理念，这种教育是指一种精神性的过程，是个人通过类似人文艺术理念的教育而获得发展；“修养”极为复杂，涵盖了对性格发展和个人美德的理想以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洪堡的目标是让“修养”的精神渗透整个德国政府。他对未来的期待是“利用行政官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最终，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国家（staat）和修养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会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带来持久的影响。”在变革中保持稳定。和拉多维茨一样，洪堡也试图在两个政治极端中寻找到一条道路，围绕一个温和的概念将德国不同的利益群体统一起来。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洪堡推行的计划既不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而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拉多维茨和洪堡为德国政府所设定的愿景为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中庸政治的范例，这些愿景有助于发展出理论上缓和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施塔尔、拉多维茨和洪堡“三驾马车”关于如何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维持稳定同时实现变革的观点引领德鲁克致力于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全面研究。而这最终也帮助他写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这本恢宏巨著中，德鲁克指出，如果社会机构希望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就必须通过发扬企业家精神来推动变革。缺乏创新就会使组织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要维持稳定，除了发扬系统化的企业家精神别无良策。德鲁克认为，在组织中，稳定和变革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端；事实上，它们更像极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一个机构，越是围绕创新和变革来组织行动，越是要靠促进稳定的机制来平衡各种变化。在千变万化的时代，最为重要的是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促成共同的理解和信任。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与对权力运行的限制。德鲁克一直在推广稳定和变革之间获得平衡这一主题。受到德国三大思想家的影响，他对革命所持的态度尤为审慎，即使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认为，一个社会要根除长期累积的弊端，就有必要发生间歇性的革命。相对于间歇性的革命，德鲁克更倾向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革命是无法预测、无法引导、无法掌控的。革命会让错误的人掌权。最糟糕的是，革命的结果——这是预测得到的——与革命的承诺正好相反。德鲁克对稳定和变革的兴趣同样受到了埃德蒙伯克的著作的影响。
埃德蒙伯克（1729－1797）埃德蒙伯克出生于尚未脱离英帝国统治的爱尔兰，是一名英国议员，也是一位政治作家。他反对天主教的迫害，支持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德鲁克曾经赞扬过伯克，说后者所写的两本书中有一本“永久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感想录》（1790）一书中，伯克分析了当时那场持续不到两年的革命事件。德鲁克还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过这本书，当时他还在汉堡工作。后来他是这么回忆该书对他的影响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大革命以来，德国，事实上包括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一个革命频发的阶段，我们每一个年轻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已长大的人才会认为世界有可能回到“战前”，而且实际上他们确实希望回到“战前”。所以，伯克的主要观点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稳定和变革之间找到平衡才应该是政治和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这一观点在该书出版140年之后，一下子拨动了我这个十八岁读者的心弦。伯克的观点对我自己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我后来所有的作品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施塔尔和其他德国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伯克为在革命与神圣君主制之间的中间地带提供了一个样板。具体说来，伯克警示大家拒斥历史传统的危害，他所谓的传统包括立宪政府的宗教和政治基础。在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中，伯克对革命加以猛烈抨击，指责法国人彻底地丢弃了自己的过去。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他挺身而出，为英国的政治制度辩护，把英国的政治发展历史推为楷模：你将会看到，从大宪章运动到人权宣言，作为一个统一的政策，我们的宪法一直在宣称和强调，我们的自由是从我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将传给我们的后人，这种传承就像属于该王国的人们的财产一样，是受到保护的，不必凭借任何其他更一般或更优先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可以传承的王冠，一个可以传承的贵族爵位主，以及一个传承各种特权、选举权以及从很久以前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下议院和人民。（伯克，1790/2005,p.19）伯克的论证意在直接对比英国宪法与法国大革命对君主制的抛弃；他的“结论是，英国所推行的谨慎的政治渐进主义优于参照法国模式的理性破坏和重建”（伯克，2006，p.288）。伯克认为,欧洲文明的根源不仅在于君主统治当中而且在“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当中，他所指的分别是贵族和教会的力量。伯克指出，正是这些力量维护着全社会的教育和文明；当法国彻底消灭了统治阶层和宗教的传统，也就“同时消灭了其天生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致使学术陷入困境，被各种可鄙的丑恶事物肆意践踏。”这些言论可能会扰乱现代的民主情绪，但是伯克（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坚信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极端暴力正体现了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本性。如果没有任何约束性的力量，民主可能释放出极为危险的欲望：我们知道，而且是不无自豪地知道，就是人就其构成而言是一种宗教动物……但是，如果在暴动的时刻，处于从地狱的蒸馏器（目前正在法国蒸腾）中提取的燥热的酒精刺激下的酩酊大醉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如今的法国正在不断地酝酿蒸腾，那么我们只要丢掉基督教——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让我们引以自豪并得到安慰，它也是我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文明的伟大源泉）——就会发现赤裸裸的自我，就会忧虑和畏惧（深知我们的心是无法忍受空虚的）某些野蛮、有毒、堕落的迷信可能会取代基督教。由于对“人的意志”这一概念还有深深的疑虑，伯克认为，权力最终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最终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不是由少数几个秉承传统的称职的个人来行使权力，就是由少数几个缺乏任何根基的暴力的革命分子来行使权力。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都帮助德鲁克认识到了，在考虑到不断更新和创新的需求的同时，维持过去延续下来的有价值的制度是多么重要。在连续和和断裂之间维持平衡是德鲁克著述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出现在他所写的大量社会学著述中，其中他谈到了各种广泛的社会问题和趋势；同时，也出现在的管理学著述中，其中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这一本性以及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方式来管理变革这一需要。这些给了他很大影响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也许显得很遥远、很深奥，但是这些思想家的理念已经渗透进了德鲁克的作品。如果你想理解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那么对这些来自于遥远过去的理论家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还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学的影响尽管德鲁克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也采用了经济学方面的许多原理来支持他的管理理论以及他对政府和社会的评判。他一向致力于让组织的领导者变得更有效力和效率，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灯塔”，同时，他也渴望能够创造一个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人的学科”。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作为一门让人将各种任务完成的艺术，能够复兴经济学，并后者之成为一种道德的力量：“基于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可能会完成所有经济学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既是一门‘人文学科，’又是一门‘道德哲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也是严谨的‘科学’”（德鲁克，1980，p.18）。德鲁克通过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来强调道德对经济学的光照，这使得他的思想可以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组织上。尽管德鲁克发起了重要的为利润辩护的运动，他同时也将利润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关联起来，使得后二者成为更重要的进步的衡量指标。最终，不只是商业人士能够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实践，而且，医院的行政主管、大学的教务长以及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主管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德鲁克在其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中将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作为重要的价值衡量指标，所以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商业的努力。随着经济学开始聚焦于人，德鲁克意识到经济学与社会学者们学科有着内在的关联。创新也好，劳动生产率也好，都是在由人的社区中发生和形成的，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对于德鲁克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致力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工作场所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最终，那些对德鲁克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各种机构，包括那些产生利润的机构，都是社会性的实体，都必须提供一种社区感。在经济学方面对德鲁克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尽管熊彼特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做到了将这一学科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经济历史的范围内。在第七章关于社会生态学实践的探讨中，也会涉及其他一些对德鲁克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学理论。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财政部长。当时的奥地利，金融情况非常糟糕；可怕的现状，加上熊彼特直言不讳的政治观点触犯了他的众多同事，最终使得他丢掉了这一职位。1919年10月他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后来，熊彼特还有过一段简短的也不那么成功的在银行界工作的经历，随后他便回到了学术世界，最终在1932年来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尽管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一直被笼罩在年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阴影之下。熊彼特对于德鲁克的主要影响是，前者认为利润是一种道德律令。利润是一种道德力量。在“熊彼特对决凯恩斯”一文中，德鲁克表达了对熊彼特关于利润是道德和伦理系统之一部分这一观点的认同和赞赏。对该观点，熊彼特并没有给出过明确的论证，但是德鲁克从熊彼特的理论中总结出利润是道德的这一观点。熊彼特将利润同企业家所承担的角色关联在一起。当企业家进行创新时，他们能够因而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因此，利润内在于企业家的活动中：“没有发展也就不可能产生利润，而没有利润发展也无从谈起。”当竞争对手推行了同样的创新手段之后，利润的水准会随之下降。如果再没有新的企业家活动引发新的创新的话，那么利润也就丧失了提升的动力。熊彼特意识到，利润并不是对企业家冒险行为的回报，相反，利润“在一个新的企业中，是其收获超过了生产成本之后才所产生的暂时的盈余。”德鲁克借用了熊彼特关于暂时利润的概念，并予以修正，认为利润也是一种成本：“它是用来支付企业继续运作所需成本的‘风险溢价’。”利润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成本，而不仅仅是主管们试图最大化的现金盈余。一旦德鲁克将利润设定为商业运作的成本，他就能进一步地发展他的道德论证：熊彼特的“创新”及其“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用来解释所谓“利润”为什么会存在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他们的理论是并没有为利润找到任何合理依据……但是，如果利润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成本，尤其是当利润是唯一一个能够维持已有工作并创造新工作的手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摇身一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制度……一旦当人们摒弃那种亘古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向熊彼特所倡导的不断增长、不断移动、不断改变的动态经济，我们称为“利润”的东西也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利润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主义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动态的制度。经济衰退期是在某种激烈的变革之后的一段正常的调整期。正是这些改变了经济正常流动的事件最终引领经济进入增长和获利期。这些事件通常发生在企业家的活动带来新的技术、产业或者生产方式的时期。那时，创新或者企业家活动的结果创造出短期的机会。熊彼特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因为这时企业家的冒险行动不仅仅带来了新东西，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旧事物。在“创造性破坏”概念中有一个内在的问题，熊彼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由于企业家活动以及相关的利润都是暂时的，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被创造性地破坏掉的潜在可能。这一现实促使德鲁克对企业提出警示，提醒它们推行“系统性的摈弃”，把低效率的活动、产品或者业务单位统统根除：每一个机构——不仅仅是商业机构——都必须在日常管理中进行四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要平行开展。一是有组织地摈弃那些无法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分配的产品、服务、流程、市场和分销渠道等等。……然后，任何机构都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改善而加以组织……接下来，该机构必须围绕系统化的持续的资源利用尤其是对其成功的利用而加以组织。…最后，该机构必须组织系统化的创新，也就是要创造出差异化的适应明天的产品，来淘汰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今天那些最成功的产品。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一个组织必须产生利润——这不仅仅是为了回报冒险行动，同时也是为了给创新和工作机会创造的引擎提供燃料。基于此，德鲁克利用熊彼特的理论来反驳十九世纪的关于利润道德性的观点。过去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利润只是作为冒险者的需要而存在。但谁能说它不是一种贿赂，因而使其无法在道德上获得正当理由呢？”通过熊彼特，德鲁克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归入一个道德系统，但这一切却不是建立在追求经济回报的基础上。使用熊彼特关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系统，德鲁克得以在一个更为宏大的道德框架下看待利润，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利润观念。经理人领导力和诚信：阿尔弗雷德斯隆与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关系也影响了德鲁克的思想。通过对该公司的研究德鲁克开始了做管理学作者和咨询师的职业生涯，而且他和斯隆的私人交往也帮助他形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经理人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组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提供意义和职能，同时也为个体提供意义和职能。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阿尔弗雷德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子工程师学位。他后来成为凯悦滚珠轴承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最后与一家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了的公司合并了。斯隆发现了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存在许多组织管理问题，他草拟了一份对该公司进行全方位改造的计划，既要维持分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又要提高整个公司凝聚力。他基于权力下放理论设置的组织结构风行于二战之后的美国企业界。1943年1月，斯隆的助手唐纳森布朗邀请德鲁克前去研究通用汽车的组织和管理。德鲁克根据自己长达18个月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书以及随后的一些作品中，德鲁克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斯隆身上学到的一切，尤其是商业实体中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也是在斯隆身上，德鲁克看到了一个代表经理人诚信的模范，这样一种品质在他看来是管理的核心或“试金石”。权力下放的局限性和诚信的重要性。在发展自己关于由各种机构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观点时，德鲁克试图调和个人欲望与组织需求之间的张力。他在现代公司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而斯隆的通用汽车为他提供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实例。通用汽车是由几家汽车分公司（例如，凯迪拉克、雪佛兰和庞帝亚克）组成，因此既需要将它们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又不能不必要地干涉各自的权威。德鲁克认为，斯隆是在对美国宪法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这一解决方案。正如关于宪法的争论多半是集中在关于各州权利和联邦政府权威的界限等议题上一样，斯隆给通用汽车设定的计划强调了每个分公司的自主权。需要公司总部管理层做决策的领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那些不由公司总部管理层来做的决策则都保留在了分公司主管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权力下放的做法快速地在美国商业界流传开来；正如斯隆所意识到的那样，“通用汽车式的组织工作，也就是政策上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上的权力下放，不仅对我们来说是有效的，而且也成为美国很多工业企业的标准实践。”但是，斯隆同时也指出：“要确保合理有效的管理，光是对组织进行结构性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对问题的理解会比其经营者以及授权他人经营的人更深。”斯隆的最主要担忧是，错误的不合格的管理者将会攫取权力，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公司总部管理层那里，从而牺牲了分公司的权力和利益。在德鲁克看来，权力下放是分配和掌控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详见第四章的讨论）。但是，从斯隆身上也可以看出，让正确的人来经营管理组织是多么关键。德鲁克从自己和斯隆的关系中感受到了诚信的重要性：一个组织的管理层的诚信和认真程度，其最终证据是是否对人品端正进行了绝不妥协的强调……一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也许他自己所知有限，绩效也不佳，缺乏判断和能力，但是这并能给组织造成多大损害。但是，如果他人品有问题，不讲诚信——那么，不管他知识多么丰富，能力多么出众，做事多么成功——他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他会伤害到他人，这些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他会打击到大家的精神，而且他摧毁组织的绩效。在关于商业组织的社会属性上，德鲁克和斯隆有着不同的意见；斯隆从来就不认同德鲁克关于“组织——那就意味管理这些组织的‘专业人士’——必须确保对大家共同的利益承担责任”的号召。但是，不管怎么说，斯隆最终都是企业经理人在至关重要的诚信方面的楷模。德鲁克在描述斯隆时提到了斯隆对绩效的坚持、“对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善意”、公平公正、重视意见多元化以及强烈的荣誉感。斯隆是终极的仆从型领导者，在他做决策时视组织利益为唯一着眼点。而德鲁克则认为这一视野有些狭窄，他希望通用汽车公司能够在其社会职能这一更为广阔的情境下看待自身。不过，德鲁克还是从斯隆身上学到了专业主义和组织领导人价值观的重要性。德鲁克从未忘记他发现：斯隆在诚信方面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楷模。德鲁克总是极力提倡在做替补和晋升决策时要多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和强项。但是，正是因为经理人是其下属追随的强有力的标杆，所以德鲁克坚持认为，如果一个领导者缺乏诚信，那么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会犯错”。考虑到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那个有效的法则——总是要聚焦于一个人的优点，聚焦于他有能力做、能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也就多了一个修正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