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碰到有人在图书馆阅览室发出嘈杂的声音，周边的人都不出声，只有他多半会上前善意地提醒。 背着不知名的双肩包，从北京到广州，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桂林到杭州，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而一旦碰到绕路的出租车司机，他也会较真地理论一番。 和很多国人一样，最近他也玩上了微博。除了用中文和中、韩两国的朋友交流之外，时常也会晒晒自己的小感动…… “对我而言，来到中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历史是我最关心的问题。”6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在上海一家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坐在对面的这个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翻看着中文报纸的人是一位韩国人。 自从1998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生于1973年的金宰贤坦言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将近十年的岁月生活在这里。如今，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之余，他还在《国际先驱导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写专栏，并给FT中文网撰稿。 于是，就有了这本新书《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其中，这个勤读书、喜思考、爱吃火锅的韩国青年如此写道，“乌龟网速、三聚氰胺、过马路太难、景区门票太贵……是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他还发现，“在中国，对一些人而言，常识是行不通的”。 “中国像西瓜” 提到来中国的理由，金宰贤用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个比喻。“如果美国像甜瓜的话，中国则像西瓜。” 他说，甜瓜皮是薄的、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也相近，而西瓜则不一样。西瓜皮是很厚的，而且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相差较大。对于美国，即使不身处其中，我们也可以从外边观察并了解美国。 “中国却并非如此。如果不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中国，并且，从外边了解的中国和实际的中国不太一样。如同观察西瓜般的，从未接触西瓜的人会猜测果肉颜色接近绿色，但实际上它的颜色却是红色。” 金宰贤想从内部观察中国。 1998年第一次中国行留下的美好印象也是金宰贤随后选择中国工作、学习的原因。 “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至今仍留着当时登机牌的金宰贤告诉记者，因为中文专业的缘故，那一年，就读于韩国高丽大学的他有机会来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 一个多月的学习之后，这个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高中阶段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喜欢《论语》、《老子》、《庄子》的韩国青年除了参观紫禁城、长城等北京的文化景点之外，还选择了背包旅游。 先到郑州，去了少林寺。后去西安，参观兵马俑。其间，还“人生中第一次坐过夜火车到了上海，游览了淮海中路”。 金宰贤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路上的公交车满身画着蓝色的百事可乐广告，马路旁的广告牌充斥着洋模特的红文胸广告。 2000年，从高丽大学毕业之后，金宰贤进了韩国三星集团下属的一家公司。 一直到2003年3月7日，金宰贤又和中国续上了“前缘”。他被外派到了一家韩国公司在青岛的办事处。 “1998年的那一次留下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印象，但时间太短了。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所以看到有机会再来中国，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金宰贤在山东青岛这“既能爬山又靠近海边”的城市待了三年。 下一站是北京，2006年9月他进北京大学就读MBA。这是时隔8年之后，金宰贤再一次来到中国的首都。 “长安街和王府井不再处处是工地了，变成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了。”而北京大街上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现代系”，尤令他这个韩国人感到亲切。 奥运会前的北京，给金宰贤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京城市建设得日益完善，地铁建设得四通八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那段日子，和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一个苏格兰朋友合租房子的他，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还花大量的时间阅读一本名叫《财经》的杂志，还有就是他热爱的背包旅行。 2008年之后，离开韩国已经5年的金宰贤没有回国，而是选择了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一个即将举行世界博览会的地方。一年的短暂工作经历之后，他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2009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士。 最近，他又“走了桂林、苏州、深圳还有杭州等地方，念念不忘武汉的户部巷和热干面”。 “机缘巧合，在中国快十年了，自己都没有想到会离开父母这么久。”金宰贤坦言，尽管身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但他很清楚父母一直很想念他，而他每年最多回韩国三次。 金宰贤的困惑 “截至201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因此改变中国就等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而考虑到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改变中国远大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 带着这份“沉重”的认识，在上海的金宰贤除了读书、看报和学习之外，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 “作为一个韩国人，所以我看待问题的思维是韩国式的，这样我可能会说出与中国人不一样的看法。”金宰贤告诉记者。 “可这些年当我遇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式事实时，我显得十分困惑。”金宰贤坦言，很多方面，让他不喜欢中国，“令我不得不对她说不”。 譬如，金宰贤发现在韩国上中国网站其速度竟然比在中国上网的时候快多了。 他称中国的网速是乌龟网速。原来，韩国网速在全球最快（高达14Mbps），而中国同期的数据是0.81Mbps，远低于全球平均连接速度1.84Mbps。 通过中韩比较，金宰贤指出中国的“乌龟网速”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竞争，还有就是“中国电信的企业高管们的互相调任”。“高管们在将来可能会调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动机投入巨资使得现任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 在中国生活，同样令他苦恼的是“吃什么的问题”。“吃饭问题一直是我这个异乡人关心的问题，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毁灭了我对中国食品安全的信赖。”金宰贤说。 他指出，“在韩国，我根本无法想象奶粉会含有三聚氰胺。这不是因为韩国奶农都有良心，而是因为他们都不敢这么做。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一定会被查出来而且会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罚。” 车、摩托车常常不顾为步行者设计的交通信号，步行者经常不得不让车的“中国的交通文化”，尤其令金宰贤深恶痛绝。“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在本质上中国交通文化没有显著的变化，有限顺序一致是车辆大于电瓶车，电瓶车大于行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和尚都学过经济学。”中国景区门票的高企也是金宰贤难以喜欢中国的理由之一。 灵山大佛、黄山等5A级风景区的门票动不动就超过100元，有的甚至要200元。可2006年他参观法国卢浮宫时门票才8.5欧元。 中国景区门票如此昂贵的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因为中国人口很多，所以不管门票多么贵，还是有众多游客会掏钱买门票，因此很多景区将门票越抬越高。可是，“自然风景也好，名胜古迹也好，它们是大自然或祖先留给中国人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去享受它们。” “我有一个理想，即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金宰贤对记者感慨。之所以如此，他说是因为在中国他遇到了太多“不合常理”的事情。 “1998年，我首次来中国，到附近一家超市买东西，收银员结账时，竟然把纸币夸张地扔给我。” 还有一次，同样令他印象深刻。2011年一个周末，金宰贤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书刊亭买了一份报纸，当他发现报纸是上周六的提出退款的要求时，服务员拒绝了他。“怎么能这样呢？”金宰贤说。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金宰贤这个韩国人还发现在中国“看病不是一般的难”，而“房价不是一般的贵”。 “中国的医院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不相信我。挂号、检查和拿药等每个环节都要先交钱。最后，医生开的处方里总有那么多的药。”金宰贤说。
对于房价，他同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0年8月，首尔的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3.2万元,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15900元，而同期北京的房价是2.3万元，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4200元。这样算下来，北京的相对房价比首尔最起码贵两倍。 更令金宰贤担心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信任危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人与人都不相信对方了。有人受伤，一个人不伸出援助之手还可以理解，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提供帮助，那这个社会肯定病了。譬如，去年小悦悦的事件。” “批评是因为关心” 书中的观点，一开始就遭到很多的质疑。认为金宰贤以偏概全的有之，认为其歪曲事实的有之，甚至有人怀疑其用心险恶。 从自己做起、相信“行动改变中国”，所以金宰贤提醒在阅览室里发出嘈杂之声的人，所以认真地和出租车司机理论。 他说，出书同样是想改变中国。 “如果我不关心中国的发展的话，我绝不会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我之所以批评或说出我对中国的观点，是因为我希望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金宰贤告诉记者他的“初衷”，“希望我这个旁观者能给中国朋友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金宰贤告诉记者，有两点理由令他希望留在中国。一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好意，“无论生活中，还是旅途中，总有很多人对我很亲切。”二是，中国社会有像美国那样大熔炉的特征。 然而，这些年中国和韩国之间关系却颇不平坦。 “1998年首次来华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对韩国一味地表示好感，现在很多网友对韩国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感。不仅是因为我挨骂，觉得太可惜了。”金宰贤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还记得1999年初，去天津逛市场时，旁边的老人家热情地和他寒暄,向他打听：“你们国家富裕吗？” 而2007年新华社发行的《国际先驱导报》，以1.2万中国人为对象，就“不太喜欢哪个国家”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回答“韩国”的受访者比例竟然高达40.1%。 “我从未想到韩国会成为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看到这样的结果，金宰贤直言自己很“心酸”。 实际，2003年前后，围绕着“屈原是哪国人？”、“粽子是哪国的？”、“汉字是哪国人发明的？”等问题，中国民间和韩国民间部分人士有过争论，直接恶化了双方的印象。 与此同时，金宰贤也了解到，韩国国内对中国同样有“心结”。2004年，韩国媒体报道“中国拟通过‘东北工程’将高句丽历史编入中国历史”后，曾掀起过“中国威胁论”的轩然大波。 更能引起中韩两国关系波动的是朝鲜问题。2002年6月发生的“第二次延坪海战”和2010年3月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就是明证。 “可以说，2010年天安舰事件之后，中韩的关系处于低谷。不过，随着李明博总统的外交策略调整，我感觉中韩两国的关系目前处于上升期。”金宰贤说。 金宰贤告诉记者，韩国人对中国的情绪是挺矛盾的。“韩国人普遍比较看好中国的发展，而且韩国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国，这一处境让韩国警惕。”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在21世纪，中韩两国友好的伙伴关系对两国都会带来不少好处，我希望两国通过密切的交流与沟通，消除两国的误解。如同朋友之间，在邻国之间，‘沟通’才是硬道理。”金宰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