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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特别关注。折射到企业领域，是否存在着中国式企业管理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需要和此前台湾的一位教授提出的“中国式管理”区别开来，应当明确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那位教授明确告诉我们，管理哲学有中国式，而管理没有中国式。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恰恰强调的是后者。要想弄明白其间的关系，需要从什么是中医说起。中医之“中”，很容易被理解成中国的意思。其实当初并非如此，医学专家告诉我们，中医之“中”的本质是中正平和，和中庸之道的“中”性质差不多。不过它还有一种内在规定性容易被忽略，那就是“适合”。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8226;商虫篇》中说：“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药而桑给蚕，其用亦急”。这大概是较早使用“中药”这个概念的一个例证，王充所谓“中药”就是“适合”当药用。肉桂树上有蛀虫，桑树上有蛀虫，桂树适合做药材而桑叶可以喂蚕。既然“中药”，也就是“中医”了。当然，最早使用中医概念的，是比《论衡》问世早一些的《汉书8226;艺文志8226;经方》。该书引用了一句民谚：“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而真正区别于西医而给中国医学起名“中医”，则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从这段医学史话里，我们不难受到一种启示，正如不能仅仅因为一种医学诞生在中国，就叫中医一样，不能因为一种经营活动发生在中国，就叫做中国式企业管理，应该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应当承认，如同古时神农氏尝百草一样，中国式企业管理也历经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摸索状态，必须有理论指导，对已经取得的经验给予理论的梳理，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可操作体系。这种可操作体系并非专门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做，但适合中国企业；这种“适合”是指被管理实践证明有效果，具有相当的可复制性。可以肯定，改革开放之初，在企业管理中并没有一个市场意义的中国式管理存在；正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刻意追求一个骄人的模式一样，事先设计出一个中国式管理模式让企业家遵循，那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在当时企业管理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怎样改善和加强管理，那没有框框。相对于以前的封闭，需要更多的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智慧。但是其中有一个选择什么管理方式更合适的问题，即不应该有中外、土洋之分，也并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选择。选择的实践多了，作为对经验的比较和总结，才有了企业管理的中国式概括任务。而且这种总结，针对的是最前沿最优秀的实践，正如中医要剔除巫术一样要与潜规则之类划清界限。 正如中医留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式企业管理也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作用，管理方式存在着适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的课题。换句话说，任何曾经成功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都要与企业实际相结合。但是，结合不是简单的迎合，适合不是与潜规则的妥协，而是要和企业的正气结合。这和中医的药物“扶正”的本质一样，任何管理工具的引进，都需要通过企业自身的健康力量达到自我调节、健康向上的目的。其中包含着把“实际”提升到较高层面的意思，虽然需要力争在除旧布新中将副作用降至最低，但绝不需要什么“太极思维”。在上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民谚中，所谓“中医”还有一层意思是医分上中下三等：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江湖郎中胡乱给人开方子，那就是下等的庸医了。一方面，医术不是万能的，对于病入膏肓者无回天之力。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形成后，即使运用于某个中国具体的企业，也有一个是否“适合”的问题，需要辨证施治。另一方面，对病人而言，就医应慎重，注意选择良医；宁可不治疗也不能冒险让庸医来耽误自己，不治反相当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对于企业管理来说，这就是不折腾。企业管理尽管需要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但是不能赶时髦，在时新理念的炒作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其诱惑，保持管理的本真。双汇集团在“瘦肉精”事件曝光后，各种公关活动可谓给力，但那效果实在不能让人恭维。中国式企业管理应当是中国企业的一首正气歌。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模式”的乐章中，中国式企业管理应当奏出自己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