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黄桂田 不需回溯太久远，只看“冷战”以来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不乏纷繁复杂的“南北”矛盾、此起彼伏的“东西”冲突、时隐时现的国家分裂、频频爆发的种族战争。根源不在于塞缪尔·亨廷顿所阐释的“文明的冲突”，而在于缪尔达尔揭示的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当今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哪一个是超出劳尔·普雷维什所描述的“中心——外围”矛盾的？尽管缪尔达尔和劳尔·普雷维什揭示的是国际贸易非均衡问题。 国家及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必然现象，但非均衡的趋势必需得到约束和收敛，否则，非均衡到一定程度，将导致全面性的大崩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尽管政府在区域发展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但事实上形成了明显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格局。决定和影响形成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格局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仅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路径本身，就是形成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 也许，区域非均衡性的渐进改革路径是中国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因素。区域性解放思想的渐进性及其改革对策推进的区域差异性是保持原有宪法秩序（“四项基本原则”）不受冲击而改革能相对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也许，从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到进入WTO为标志的全方位开放，没有这种鲜明的区域差异性开放策略，中国经济和社会难以达到今天的国际化程度。 也许，由改革、开放的区域差异性导致的中、西部的人、财、物向东部先行地区的聚集，是中国经济实现30余年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总之，非均衡的推进战略也许是中国阶段性地较好处理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关系的最优选择。 然而，按非均衡路径不能走的太远，也难以走的太远。 区域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而且难以保证既有的宪法秩序具有可持续性。 区域间的非均衡将通过市场机制不断强化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马太效应”，区域冲突的矛盾激化将难以避免。不仅在非均衡路径中的国际化质量难以提升，而且，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状况没能得到实质性改善的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 从“十五”前后开始，相继推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十一五”启动的新一轮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10年来，已经开始显现成效。仅就今年上半年中、西部相当多的省区高于全国总体增长率的数据，似乎已经在变化。然而，从非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区域发展，面对和存在着比非均衡发展更为复杂的问题。 本期刊发有关中国区域发展的论文，以期引发对中国区域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对策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