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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经济。它暴露出了私人金融根基的脆弱性——不透明、冒险、甚至有时还有欺诈行为。它也揭示出了公共金融的弱点——不论是在欧元区，还是在其它发达国家。在欧元区，它被证明是集体反思的分水岭。它激发了自我改革。
以很多标准来衡量，这个货币联盟都是成功的。自1999年以来，（欧元区）平均通胀率实际上一直稳定在欧洲央行(ECB)所定义的“价格稳定”水平上。而实现这种价格稳定，并不是以实际波动性增大或增长率降低为代价的。1999至2009年期间，欧元区的实际人均收入，一直以与英美相同的速度（每年1.2%）稳步增长。而同期内，创造出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加。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欧元区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程度的外部失衡。
不过，多年的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进步，可能引发了自满情绪。与“追求利润”削弱了私人金融一样，低利率可能也鼓励了公共借贷的增长。欧盟(EU)大部分成员国都推迟了宏观经济改革。在一些国家，令人费解的会计实践掩盖了财政上的短视行为。事实证明，当危机最终来袭时，脆弱的公共金融很容易脱轨——而且确实也脱轨了。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过去几个月中，有两个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第一，欧洲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要么，欧洲缺乏纠正不可持续的财政发展的政治意愿；要么——如果有的话——同步实施财政调整，对于整个欧元区而言，其代价将高得令人却步。
第二，我们见证了某种“欧洲瘫痪”：危机是对欧洲机构的严峻考验，而它们因为政策上的不作为，未能通过考验。
我对这两个结论都表示怀疑，下面我将解释自己的理由。
“欧洲两难困境”的概念，将财政紧缩与财政改革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最关键的是，财政政策调整不应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应该是基本财政政策战略的根本性改变——转变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实现基本盈余的政策战略。尽管暂时的财政调整会抑制需求，但财政政策战略的转变，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与增长。
那些曾深陷危机恐慌的欧元区国家，如今正在上演这样的战略变革。
它们正在实施的必要调整，在结构上是相称的。它们正在调整税收体系，同时让支出结构与水平变得更有利于增长。
这些调整提高了增长潜力，而潜力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富裕程度。欧洲面临的两难困境是一种幻象：财政改革——如果可靠的话——可以削减赤字，并促进增长。
欧洲瘫痪的观点是另一种幻象。在危机中，欧洲人果断采取行动、推行改革。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过去几年，欧洲主要机构的行动既迅速又果断。
而且，经济治理特别委员会(Task Force on Economic Governance)有一个明确的授权：即推动改革。该委员会是由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创建的，由赫尔曼8226;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担任主席一职。我们将看到，该委员会将加强财政监督、更严格地实施多边监督，以纠正过度的赤字与债务，并完善预防与解决危机的手段。
这种政策组合至关重要。强化财政监督是必要的，但仅此尚不足够：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公共赤字，可能背后隐藏的恰恰是一个过热的经济。所以，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监督框架，将有助于监控各国的趋势是否与适合整个欧盟的趋势相符。这种框架能够对同类国家有针对性地施压，也便于在国家层面上，对各成员国的跟进行动提出更具约束力的区别化建议。
如今欧盟面前雄心勃勃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空想的议程。在我撰写此文之际，欧洲人正坚定地推动这一议程，以一种促成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演变为欧盟时同样的使命感。他们正在制定现实可行的目标、明确的期限，并调动各国议会中必要的政治意愿。跳出所有幻象，你会发现，这才是当今欧洲的现实。
本文作者是欧洲央行执行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