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小兵:三皇五帝三代王年简表7轩辕黄帝

2337 B.C.-2307B.C. 黄帝在位。

·假设黄帝元年为甲子。2337B.C.为甲子年(由“841B.C.为庚申年”往前推得)。黄帝在位年可由“尧元年2205B.C.”(本《年表》重要年代支点,详后)和“自黄帝至尧的王者代数(由《史记》提供)”及“一代30年”(常识)推得,约在2300B.C.。接着根据古籍关于“仓颉发明汉字,大挠制定甲子”的记载,推测黄帝元年应为甲子。然后在2300B.C.附近寻找一个甲子年,则这个甲子年就是2337B.C.。最后,按照“30年一代”的假设,得到黄帝崩年,为2307B.C.。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学者们的心目中,王统是极重大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篡改或遗漏的。因此,《史记》中自黄帝至尧的这一段王统,其可靠性应与商朝王统相同。

在一些现代中国学者看来,中原周围的“四夷”只配向中原提供文明因素,而决无充当文明起源地的资格。但是,中原作为文明起源地的话,它的文明开端若在夏禹,那只是2100B.C.时候的事,若在黄帝,那也只是2300B.C.前后的事,离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还差整整七百年。于是他们就想玩文字游戏来挑战世人的常识和智力,把“黄帝”改说成“黄帝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突破人寿限制,就可以变戏法似地将中华文明史推前至五、六千年乃至上万年以前了。在当今国际社会里,“民族主义学者”决不是一个光彩的称号。议论:中外通例,凡“帝”,均为单数人称,绝无作集合名词或复数人称之例。如在中国先秦文献(包括甲骨文)中,王者生前自称“余一人”、“余”(“余”就是“剩余”、“零头”的意思,与“全体人民”相对)、“寡人”、“孤”,死后被称为“帝”。英语中的“上帝”叫“theGod”,其第三人称恒为单数“He”、“Him”。“黄帝”这一名词已指出此人是“帝”,那么他就是“一人”,而不是“一族”。

·许多现代中国学者引用《古本竹书纪年》的“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来“证明”黄帝是五千年前的人(因为禹元年在2100B.C.左右,按照一世30年计,30世为900年,则2100 B.C.+900=3000B.C.,即黄帝生活在3000B.C.)。但他们对王国维以下案语故意置之不理:“国维案:此亦罗长源隐括本书之语,非原文。”

若要使人相信黄帝是3000B.C.时候的人,这些学者应将黄帝至禹之间的29世王者王号一一列出。因为中国古人有这样的信念:一,天下不可一日无王;二,王统是极重大的法统,需要严肃对待。古人对帝王既然有这样的认识,相信古代登过天子位的王者其名号都已在文献记录之中了。作为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不应该以“可能文献失记”为由,将众多虚拟的空位当作有人的王位,介绍给读者。以上罗长源的“三十世”是一个空数,无法得到证实,不能当作真凭实据引用。

不但今人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越早越好,就连中外古人也是持同样看法的。所以,中外古文献里关于帝王年代的不着边际的说法很多,动辄几万年的都有,严谨的人是不会把这些说法当作真凭实据来引用的。

·黄帝的族群文化标记是麒麟,属于“应龙”系统。风姓集团的文化标记是凤皇,属于“飞龙”系统。

·黄帝有如下的蹊跷表现:1,将蚩尤余部交给少昊率领;2,没有从二十五个儿子中指定继位者,而是将帝位传给少昊,这与他作为阪泉、涿鹿两场大战的胜利者的身份不相称,按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作为千古一帝,他应当有权利建立起一个父子相继的姬姓王朝;3,登基大典在少昊居住地“穷桑”举行(《周本纪》张守节正义:“黄帝自穷桑登帝位。”),似乎是以此表明其帝位的正统性、合法性;4,将孙子颛顼交由少昊孺养,并继少昊之位,而不是直接继承自己的帝位。所有这些蹊跷表现暗示:黄帝之战胜蚩尤,其情况类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德国战胜法国。为了能得到海外法属殖民地的战争资源,希特勒无法取缔法国政府,无法在名义上灭掉法国。同样,若黄帝灭掉风姓集团,那么他可能无法继承到风姓集团的全部政治的和历史的遗产。为了能得到这些宝贵的遗产,他只得放弃战胜者的权利——建立自己血统的王朝,而代之以将自己的嫡孙作为战败者的继子继承帝位的办法,迂回地享受战胜者的权利。参考:①我国苗族源自上古“三苗”集团,至今不承认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反而以黄帝的死对手蚩尤作为自己的祖先。②越南人民一向只承认燧人、伏羲、神农三人为其祖先。③《帝王世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案:此言直云黄帝时代领土范围比前代(三皇时代)缩小,大九州变成了小九州。黄帝“德不及远”是说黄帝的德行不能远施于神州之外,不能普施于大九州。④作者读书摘记:有学者指出,“炎黄子孙”这个气宇轩昂、耳熟能详的词汇最早见于孙中山(1866~1925)时期。

·汉字发明时间的确定。定性地确定汉字发明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它是在“黄帝在位期间”。定量地确定汉字发明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因为黄帝大约生活在2300B.C.,所以汉字发明的时间大约在2300B.C.”。在本《年表》中,还可以进一步把汉字发明的时间,用“黄帝在位年”来表示,即“汉字发明的时间大约在2337B.C.~2307B.C.”,这是一个30年的年代区间,在4000年的时间跨度中,这个年代结论已经算是精度很高了。但是,我们还能改进对汉字发明时间的估计,可以将汉字发明的时间范围缩小到7年左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讨论“干支”的作者大挠的异名。

《中国历史大辞典》“大填”条下云:“填或作颠、真、坟。相传为黄帝之师。或说即大挠(《吕氏春秋•尊师》高诱注)”。案:大挠诸名中,“挠”字繁体作“撓”,形近于“墳”,而后者所含有的“賁”,则形近于“真”,考虑到其异名大多含有“真”,似乎可以判断,大挠的真名应该“大真”、“大填”、“大颠”中的一个,而以“大填”为最有可能,因为“大墳”显然是“大填”之误。所以大挠的真名与“真”字有关。

“真”字的本义,应当是“(位置)恰好对应”,“(位置)不多也不少”,“恰可一一就座”,“对号入座(者)”。这一判断,可以从五大行星之一的土星又名中看出来。土星又名“填星”。土星在司马迁的《天官书》中被称为“填星”,又名“地侯”。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之“古代五星异名概说”,土星又名“填星”、“镇星”和“地侯”(其异名之少,于五星中为最)。“填”、“镇”二字都含“真”。而土星最大的特点是:其运行周期为28年一周天,按一年宿一舍,刚好有二十八座星舍供其全年就宿。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土星之所以其又名含“真”,是因为二十八宿系统的28间宿舍,好像是专门为土星设立的,即似乎土星才是唯一的二十八宿真正的用户。故可名土星为“真”。至于“真”加“土”旁,或可理解为是受五行观念影响的结果,或可理解为土星在二十八年中可以像以土塞洞那样充塞周天(二十八个)星宿(《说文》:“填,塞也。”)。或者加“金”旁,与“占位”、“重压”的概念有关(《说文》:“镇,博压也。”又云:“博,大通也。”案:“镇”之本义,很可能是指以铜液浇铸陶土模型,铜液以自身重力或辅助的人工压力,通过模型内预设的穴道充塞其内部空间,以形成铜器)。可见,“填”或“镇”均有“占满其位”、“一一对位”之意,两字的这个基本含义与本文判断的“真”义相通(参考:《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案:仙的归宿在天。故仙与天有对号入座的关系,故“仙”在道教中又可称为“真人”)。依同理可推“大填”一名。此名可能与负责作甲子的大挠的寿数有关,即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按顺序配合,得到60组符号,可与我们平时所称的“六十花甲”对应,暗示大挠去世之年恰值其60岁(这里,我们把大挠的寿数比作土星运行周期,把60组干支符号比作二十八宿,即把大挠的寿数中的一年对应一组干支符号)。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大挠”一名原系“大填”之误,“大真”、“大墳”、“大颠”是“大填”一名的误写或伪写、异写(“大真”一名可以是“大仙”之意;“大颠”一名既有“硕头(知识渊博)”之意,也有“高不可攀”之意;“大墳”有“山陵”之意,可能表示他生前像帝王那样功德巍巍,死后则丘墓高耸,成为大地的坐标。郑玄注《礼记•檀弓上》云:“土之高者曰墳”)。黄帝的这位老师应该叫“大填”。“大填”一名的含义,应该与“填星”有关。以下,我们以这样的思路来正面讨论汉字发明时间的范围问题。

《路史•黄帝》记黄帝执杀蚩尤之时年方37岁,蚩尤被杀的绝对年代,依本《年表》,为2338B.C.。黄帝元年为2337B.C.,是年黄帝38岁。大填是黄帝的老师,其年龄应比黄帝大。比照文王大武王15岁的例子,可设大填比黄帝大15岁,即在2337B.C.这一年,大填53岁。汉字的创制,是奉黄帝之命进行的,故其时间上限是黄帝元年(2337B.C.);汉字中的干支字,是由大填负责制作的,且干支字无疑属于最早创造出来的一批汉字中的一部分,故(最早一批)汉字发明时间的下限就是大填逝世之年。前面已设定2337B.C.时,大填53岁,其寿数又推知为60岁,故其逝世年应该是2330B.C.,此即汉字发明时间的下限。这样,我们可以断言:汉字是在2337B.C.~2330B.C.这七年中发明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本《年表》将汉字的发明时间同意说成是黄帝元年——2337B.C.(这距离真实的汉字发明年,大概只有几年的误差)。

附议:土星一名“地侯”。“地侯”是何含义?比照《金楼子》记载的成汤的两个异名“天乙”和“地甲”,根据此二名中“天”、“地”相对,“甲”、“乙”相连的作法,似乎可以认为,与“地侯”对应的“影名”为“天公”,此二名中先有“天”、“地”相对,后有“公”、“侯”相连,与成汤异名内在规律同。另一方面,古代中外文化中,都把土星视为五大行星中的父亲。而在“七曜”中,日是王,月是王妃,日、月之后有五星,王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而土星既为木、火、金、水的父亲,它的爵位当然就是“公”,其位又在天,故得称“天公”。但古人不称其为“天公”,反而称其为“地侯”,是何道理?我认为这与分野制度的存在有关。中国大地上诸侯林立。天有列宿,地有列国;列宿有宿主曰填星,列国有国主曰国君;填星是“父亲”,君主是“国父”。故“地侯”是以人事名土星,反映了星土分野的制度、二十八宿的存在和“天人合一”的观念。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案:“三皇无文。”故“上古结绳而治”中的“上古”是指三皇时代。“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的“后世”当然是相对于“前世”而言的,即是指五帝之世。“圣人”当然指黄帝或苍颉。

·《庄子》:“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帝王世纪》:“论曰:‘孔子称古者三皇五帝设防而不犯,故无陷刑之民,是以或结绳而治,或象画而化。’”案:“画”即指图画。又曰:“(黄帝)其史仓颉,又象鸟迹,始作文字。”“(黄帝)制以书契”。

·《逸周书·史记解》:“(阪泉氏)文无所立,智士寒心。”案:这句话可能是说蚩尤时代无有文籍,令智者心寒意冷。

·《拾遗记》卷一《轩辕黄帝》:“(黄帝)始造书契。”“(黄帝)置四史以主图籍”。“(黄)帝以神金铸器,皆铭题。”“(黄)帝使风后负书”。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案:“靡”读作“无”。

·汉简《苍颉篇》:“苍颉作字,以教后嗣。”

·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史前时期”。所以中国的历史时期始于黄帝(2337B.C.),而2338B.C.及其以前,为中国的“史前时期”,包括“三皇时代”(2607B.C.~2338B.C.)。参考:《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

·《论衡·祀义篇》:“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案:“正名”是“标准化命名”之意。“正名”与燧人、伏羲的“始名”有什么不同呢?难道燧人、伏羲二位帝王无权对事物进行标准化命名吗?显然,汉字是黄帝在位其间发明的,故他能利用汉字对事物名称进行标准化管理。参考:《春秋命历序》:“羲皇、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之名。”案:燧人、伏羲父子二人所作的“始名”系统,无疑是一个古越语系统。

·后汉李尤《墨砚铭》:“书契既造,墨砚乃陈,则是兹二物者,与文字同兴于黄帝之代也。”

·《续博物志》卷十引王睿:“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传蒙恬制(笔),非也。”

·黄帝是中国古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古代学者把中国上古史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蜚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春秋命历序》云:“流讫纪,当黄帝之时。”十纪之首纪为九头纪,显然是当人皇之时。而黄帝属十纪之末纪。这样,可以确定黄帝并非“人文初祖”,这与《易·系辞下》称后世圣人(黄帝)易结绳为书契的说法吻合。

·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汉字,从此以汉字记载历史。以汉字命氏制姓。

·仓颉的家乡可能是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镇),汉代即在此建有仓颉庙、坟冢。山东省东阿县(现阳谷县境内)、寿光县西郊各建有一座仓颉庙。东阿县或阳谷县在东平湖北边附近,离开黄帝元子青阳所封之地铸(祝)不远,距离曲阜也不是很远。寿光在山东北部,靠近莱州湾,与鲁西豫东地区无关。仓颉造字的地点,可能是下述三个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一、山东日照两城镇(黄帝登位之地);二、山东曲阜(黄帝迁都之地);三、河南新郑(黄帝所都之地。新郑县城南有仓颉造字处,名曰“凤凰衔书台”。凤皇就是三皇。这个造字遗迹地名说明:文字是由三皇带给仓颉的,即仓颉造字是借鉴了三皇史官作图之法,将“鸟迹”图转变成了汉字。这是史界内部的记录手段的革新。“大众造字”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续博物志》卷五:“仓颉本鸟迹为字,……或曰:大篆出周宣王史籀,……或曰:秦人王次仲变仓颉旧文为今隶文”。“隶者,篆之捷也。”案:于引文可见,“仓颉旧文”即地下出土的甲金文;篆书变自“仓颉旧文”;隶书变自篆书。

·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两篆生八分。”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昔者,苍颉作书”。《泰族训》:“仓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

·唐李嗣真《书后品赞》:“苍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湮灭,陈仓籍甚。”

·《论衡·骨相篇》:“苍颉四目,为黄帝史”。《奇怪篇》:“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异虚篇》:“传书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感虚篇》:“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感类篇》:“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案:王充以“鸟迹”对“蜚蓬”,以为“鸟迹”就是鸟爪印,这是错误的。《订鬼篇》:“世称纣之时,夜郊鬼哭;及仓颉作书,鬼夜哭。”《讥日篇》:“又学书讳丙日,云:‘仓颉以丙日死也。’”《对作篇》:“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别通篇》:“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

·《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兖州续志》:“仓颉,冯翊人,黄帝史官也,生四目,观鸟迹而制字。”

·《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案:许慎以为“鸟迹”即鸟爪印,这是错误的。“鸟迹”是三皇史官传留给他的画有鸟形的三皇功德图。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案:卫恒说沮诵、仓颉作书契“以代结绳”是错误的。沮诵、仓颉一为左史,一为右史,一记言,一记行,分工严密。他们是不是上任第一天就发明了汉字?并且马上用刚刚发明的汉字纪史?当然不会那么凑巧。他俩应该是在担任史官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研制汉字的。那么,发明汉字之前,他俩作为黄帝左右史,真的是用结绳来纪史的吗?结绳纪事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在用这种原始方法记事的社会发展阶段,相信史官还没有出现,更不必谈左右史官的分工合作了。在汉字于2300B.C.发明以前,中国有过一个以图载史的时代,起讫时间是从3300B.C.至2300B.C.,约计一千年,发明载史之图的人被后世称为“史皇”,他生活的时代,当然是在3300B.C.;他生活的地点,在太湖流域;他所属的古族,当然是古越族(仓颉也被后世称为“史皇”,不过他发明的不是载史之图,而是载史之书。所以中国有两个史皇,生活的时代相距一千年。另外,“史皇”顾名思义,就是“史界的帝皇”、“史界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以图载史”的往事,有以下的古文献记载:《吴越春秋》:“功可象于图画”。《世本》:“史皇作图。苍颉作书。”《吕氏春秋·勿躬篇》:“史皇作图。”《世本·御览卷七五○》:“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谓画物象也。”《尚书纬》:“三皇无文字。”《孝经援神契》:“三皇无文。”《路史》:“而三皇内文皆三元八会,自然成文,诸仙皆谓鸟迹之始”。《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张产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夫画者,启教化,成人伦,穷人变,测幽微。自古圣王受命膺籙,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巢、燧以来,均有此瑞。庖牺氏发于荣河之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兴于温洛之间,史皇仓颉肇焉。是时书画同体,粉篆制肇创,盖犹简略,无以传意,以故有书;无以见形,以故有画。按字学之部六,曰鸟书。在幡信上,象鸟形者,画之统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则亦画之意也。”《路史·燧人氏》:“(燧人氏)握幾矩,表计寘……(原注: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运转之法,本天以施政教。作其图,谓之计寘。在伏羲前,于时无书,刻石而谓之尔。刻言:“苍精渠肩之人,能通神灵”之意也)。《韩拙山水纯全集·说郛卷四二》:“夫画者,肇自伏牺画卦。至黄帝时,史皇、仓颉生焉。史皇状鱼龙之迹,仓颉因而为字,盖画先而书次之。”《宋濂画原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一六》:“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作画,书之与画,非异道也。书者,所以济画之不足也,使画而可尽,则无事于书也矣。”(以上资料引自陈登原所著《国史旧闻》)。《拾遗记》卷一《颛顼》:“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易纬乾坤凿度补遗》:“(禹)得抵坠象图于会稽”。《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续博物志》卷十:“关龙逢引《皇图》以谏桀”(《帝王世纪》说同)。《绎史》注引《太公金匮》:“(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亦奔周。”《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今本竹书纪年》:“黄帝轩辕五十年秋七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黄奭辑《河图》卷五《河图挺佐辅》:“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招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汉书·方术传》:“河洛之书,龟龙之图,……”。《路史》注引《郑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语言,以告王者。”

以上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仓颉发明汉字以前,有过一个以图画记载历史的时期,这种用以记载皇史的图画,系由“史皇”创造,其特征是图形中画有鸟,此种鸟形古迹图被称为“鸟迹”。故“鸟迹”不是指泥滩上真实的“鸟爪印”,而是指记载三皇功德的“鸟图”,即如“佛利尔一号璧”刻图所显示的那种图,它也就是古人所称的“仓颉……盖睹鸟迹”以兴文字、“仓颉观鸟迹而制字”诸语中所提到的“鸟迹”。在汉字发明以后,载史之图与载史之书一同作为史官的纪事手段,继续服务于王室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所以一直有“河图”、“洛书”这样的先图后书的顺序。

所以中国在前文字时代,并不完全是结绳而治的时代,而是有过一个确切无疑的以图载史的时代,即有过一个从结绳纪事向使用文字过渡的中间时代。毫无疑问,用以记载史实的“图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图形结构比象形文字复杂;二是不和语言配套。如果和语言配套,那么这种图画只能叫做文字,例如玛雅文字。三是一幅图画对应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注意:黄帝史官仓颉发明汉字的年代可定在2337B.C.,则此时距离本《年表》天皇元年(2607B.C.)只有272(=2608-2336)年时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的距离),黄帝的史官们完全有能力回忆并追述距离他们272年前后的人和事。又由于黄帝以来,三皇事迹累世相传,文牍墨迹不断,故我国汉代文献对三皇事迹叙述相当详备。若三皇果真为天地开辟时候的人氏,那从地球年龄可知他们生活在45亿年前,或从人类起源历史可知,他们应当生活在几百万年前,则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后,他们的后代真有能力记住那么遥远的人和事吗(对比之下,现代中国人对本民族三千年以前的事都搞不清楚了——例如周武王伐纣年代。在这个例子中,汉朝的大学者刘歆距离武王伐纣只有一千年,可他实际上没能搞清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份)?所以,三皇时代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有四千几百年,三皇时代是半史前时代(或称为“原史时代”)。(《帝王世纪》曾宣称:“自天地开辟,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积二百七十六万七百四十五年。”这是瞎说。以本《年表》所确定的人皇元年2550B.C.,加上公元后的265年,得2815年,以每代30年计,得94代,这应该是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所经历的真实的时间和父子相继的总代数。)参考:作者读书摘记:约600万年前,人猿分化,人直立行走。约250万年前,人类开始制造石器,真正的人属诞生。约200-100万年之前,人类脑量迅速增加。约20万年前,现代人种出现。

·黄帝姓姬,名荼,文献又称其为“轩辕氏、公孙氏、老孙氏”(比较:炎帝神农又可称为“中孙(氏)”,可见二人并非兄弟平辈关系),2375B.C.出生在位于今山东曲阜城东四公里处的寿丘(或云“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父亲叫“大业”(据《路史》。案:秦先祖亦有名“大业”者,此属“同名”例。又“大业”本指“富有”,原初非为私名,而在黄帝例,亦恐非其父私名。《周易》之《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与神农(蚩尤朝的最高农官)同一辈分,且同出于少典氏族。母亲叫附宝,又名吴枢。2355B.C.娶嫘祖(时年黄帝约20岁),2354B.C.(时年黄帝约21岁)嫘祖生次子昌意(昌意子颛顼约生于2334B.C.,时年黄帝约41岁)。2338B.C.在著名的“涿鹿之战”中执杀蚩尤(时年黄帝37岁,据《路史》)。(蚩尤是最后一个良渚莫角山巨型台址的主人(他可经海路回到良渚)。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在考古学上被证实废弃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早”时段,即2300B.C.-2250 B.C.之间,与本《年表》推定的蚩尤死年2338B.C.相合,这可间接印证“涿鹿之战”史实)。黄帝崩于约2307B.C.,享年约68岁,在帝位约30年。参考:①《河图帝命验》:“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炤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邱。”②《淮南子·天文训》:“轩辕者,帝妃之舍也。”

·黄帝可能源于女娲,是女娲一系的人物。理由是:一、黄帝号称“轩辕”,而“轩辕”本指帝妃之舍(二字从车,或指帝王出行时随行的女眷车队),这一情况暗示黄帝可能出自帝妃之族。文献又说黄帝姬姓,从“姬”字本义可说明他本为妃妾之子。又根据周弃姓姬,而其母姜原为帝喾元妃的文献记载,可以用类比的方法看出黄帝姬姓的由来。而女娲有可能是伏羲元妃。二、《五帝本纪》说黄帝属官“皆以云命”,军队称“云师”;[正义]:“黄帝,……又曰缙云氏”。《竹书纪年》:“(黄帝)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有景云之瑞”。《帝王世纪》:“(黄帝)后作《云门》、《咸池》之乐,《周礼》所谓《大咸》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乐书》:“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此乐)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听之将败。’……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而《路史》称:一说女娲云姓。在“风云”一词中云总是排在风之后;而作为自然界的事物看,风云又是相伴随的概念。而风就是“凤”。伏羲风姓,是凤皇。故紧随风之后,与之密切相伴的“云”,可能代指凤皇之妃。所以,女娲应该是云姓,而非风姓。准此,则可说明与“云”关系密切的黄帝,可能是女娲后人,或其族裔。三、女娲可能是陕西人。而黄帝与陕西关系密切。《路史》注引《长安志》云:骊山有女娲治处;又云:蓝田谷次北有女娲氏谷,三皇旧居之所,即骊山也。案:骊山、蓝田均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骊山是女娲治处,则不必为其生处。但蓝田谷次北之女娲氏谷,不像是其治处,则有可能是其生处,否则以“女娲氏”作谷名似乎不太好解释。黄帝与陕西的关系,主要是在其史官仓颉的籍贯上表现出来的。史官与帝王关系特殊,是帝王亲信,亲信多出自亲戚或乡谊。仓颉的籍贯是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古文献所记只有这一处)。另外,《张产远历代名画记》卷一称:“轩辕氏兴于温、洛之间”。温水不详在何处,洛水却源出陕西。这条记载也使黄帝与陕西沾上了一点关系。在考古资料方面,考古学家邹衡说:“西周至东周的金文(包括货币文)证实,黄帝子十二姓中的姬、苟、姞等姓就在今陕西、山西两省。”其中,黄帝子十二姓中的姬姓,与黄帝同姓,其封国既在陕、山两省范围之内,说明黄帝祖籍可能就在西部地区。再者,《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说黄帝之乐名《咸池》,而《天官书》称二十八宿西宫亦名曰“咸池”。这似乎也说明黄帝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关系很特殊。四、女娲与黄帝同御应龙。龙有许多种类。《淮南子·地形训》:“羽嘉生飞龙,飞龙生鳳皇,鳳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所以按《淮南子》说法,有四种龙——飞龙、应龙、蛟龙、先龙。显然按照引文排名顺序,四种龙以飞龙地位最高(伏羲即为飞龙氏)。其次是应龙。应龙是黄帝集团的标志性动物。《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又曰:“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史记·五帝本记》〔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类聚》卷11及《御览》卷79引《世纪》:“黄帝……又征(师)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黄帝集团来源于中国西北地区,这是因为黄帝集团的主力军“应龙”与马的概念相关(“应龙生建马”),而《山海经》中人面马身的山神其分布多在北方与西方,这与我国历史上好马往往来自西域的文献记载吻合。“应龙”又与麒麟的概念相关(“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路史》:“以五灵妃(配)五行……:龙为木(东),鳳为火(南),麟为土(中),白虎为金(西),神龟为水(北)”。此引文即以麒麟配土居中,这与古文献以黄帝属土居中的作法是一致的。《路史》:“《三五历记》遂记黄帝之世,以麟为畜。”这是说,黄帝时代以麒麟为国兽。《路史》:“夫麟,王者之嘉瑞也。”“除旧于东而西获其麟”。引文中说从西方获得瑞兽麒麟,而陕西地处中国西部。所以,可以看出,在古人的观念中,麒麟(据说雄为麒,雌为麟)与黄帝有关。而麒麟正是应龙系统的动物。总之,黄帝使应龙攻杀了蚩尤。女娲御应龙的记载可见于《续博物志》卷五,其云:“女娲之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重万物。乘雷车,服应龙,骖青虬,席罗图,震黄璐,援绝瑞,前白螭,后奔蛇。”其中提到了“服应龙”,“服”可理解为“驯服”、“降服”,也可理解为“驾御”,因为驯服动物的目的是要驾御它,使用它。但“服应龙”绝不可理解为“伏诛”。故女娲与应龙之间是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敌对的关系。五、黄帝战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黄帝似乎是得到了西王母的支援,而西王母住在西部地区。看来,黄帝的力量源泉在西方。《帝王世纪》:“昔蚩尤无道,黄帝讨之于于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黄帝乃立请祈之坛,亲自受符,视之,乃昔者梦中所见也。即于是日擒蚩尤。”六、《夏本纪》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遁甲开山图》则云:“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古人提供的数字多不准确,也就是他们提供的定量信息多不可信,但他们提供的定性信息还是值得重视的。文献一云大禹为黄帝之后,一云大禹为女娲之后,如果二说都对的话,只能说明黄帝为女娲同族后辈。参考:①张华《博物志》卷八:“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武帝)乃供帐(于)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九华)殿西,南面,东向,坐,头上戴玉胜,(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侠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坐)。王母(向三青鸟)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桃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惟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九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引文中西王母乘的是“紫云车”,又头上“青气郁郁如云”,与女娲云姓之说暗合。又引文暗示东王公(汉武帝)与西王母合育生命(二人相会时间与牛郎织女相会时间相同),此则与古文献关于东方苍帝伏羲与(云姓)女娲合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的说法一致。《穆天子传》:“赤乌氏先出自宗周,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这里,古公亶父以元子封东(地濒大海),以元女封西(地近流沙,与西王母在流沙说合),颇有东王公居东、西王母居西的意思。再配上《国语》伶州鸠“武王伐纣,岁在鹑火”之说,就与张华《博物志》卷八所叙述的那个东王公、西王母相会于岁在鹑火之年的故事差不多了。②《神异经》③《五帝本纪》[正义]:“黄帝,……号曰有熊氏”。案:熊乃庶兽之一,生于麒麟。故黄帝号曰有熊氏与其以麟为国兽的作法是一致的。④《五帝本纪》[正义]:“黄帝,……又曰帝鸿氏”。案:《说文》曰:“鸿,鸿鵠也。从鸟,江声。”又曰:“鵠,鸿鵠也。从鸟,告声。”案:鸿鵠即天鹅,或云大雁。《说文》再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案:于引文可见鸿只不过是多象综合体凤的身体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为首要部分。由此可见鸿鵠的政治等级低于凤皇,但仅次于后者。另外,“洪水”又称“鸿水”,按本文对“江”字的理解,“鸿水”应为发生于鲁西豫东沼泽地区的洪水。另一方面,鲁西地区的曲阜是黄帝出生地与所都之地,这可能是黄帝又号帝鸿氏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确定黄帝的出身:黄帝出自女娲之族,女娲之族是世居陕西渭水流域的土著。(女娲嫁为伏羲妇后,可能算是伏羲同族之人了,因此,她身上的文化标记也从马、麟之类改为了蛇,所以汉代墓葬出土的壁画上,女娲为蛇身,而历代文献多云女娲为蛇身之人。文化标记,也就是族属标记,应该是可以更改的。例如太伯、仲雍奔吴之后,既然断发文身,成为当地土著的正式成员,那么他俩的文化标记,就应当是“蛇”。所以不能够凭着“女娲蛇身”的记载,就认定她生来就是古越族。)

·《续博物志》卷四:“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箓,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受淮斥。”

·在《竹书纪年》的年代框架中,可推定黄帝生活的时代相当于现代考古学所谓的“龙山文化时代”。

·《路史》:“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神农氏),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生黄帝于寿丘。”从引文可见神农与黄帝二人并非同辈兄弟。

·黄帝处在城楼林立的时代。《封禅书》云:“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谓:“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曰:“(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淮南子•览冥训》云:“黄帝治天下……城郭不关,邑无盗贼。”《管子》:黄帝作合宫。这些记载说明,黄帝生活在城池林立的“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500B.C.~2000B.C.)”。

·《河图稽耀钩》:“黄帝幼好习兵”。《礼纬含文嘉》:“黄帝修兵革以德行”。案:“修兵革”犹言修武备,以应不时之需。《国语·鲁语上》:“(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路史·有巢氏》:“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难五十战而后济。”《鶡冠子》:“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战)。”《帝王世纪》:“(黄帝)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这些记载都暗示:黄帝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发生的时代,也就是“典型龙山文化时代(2500B.C.~2000B.C.)”。

·《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郊祀志》:“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孝武本纪》:“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续博物志》卷三引《子华子》曰:“(黄)帝乃采铜炼刚质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大炉者,鼓阳化神。”既然说黄帝采铜铸鼎,就说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不会离开青铜时代太远。考古学上认定的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年代,是2000B.C.。本《年表》认定黄帝生活在2300B.C.前后,只比2000B.C.早了300年,距离不算太远。可是如果说黄帝是五、六千年以前的人,那就与考古证据严重抵触了。

·《说文》:“古者黄帝初作冕。”

庄小兵:三皇五帝三代王年简表(7轩辕黄帝)

·古代也有人把黄帝列为“三皇”之一。可是“黄帝”名号中的“帝”字已经告诉我们,他属于五帝时代,而非三皇时代。

·《新唐书•志历三上》:“……又引《吕氏春秋》,黄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钟,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年,而春分亦在奎。”案;《新唐书》成书的时间在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由“至今三千年”可推得黄帝生活在2300B.C.左右。

·参考:疑古派学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之一(抄自《古史续辨》,刘起钅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黄帝是我国古史传说时期最早的一位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公认他为全族的始祖。实际是我国古代生息在黄河上游西北广大地区较原始的部落(当即是早先的氐羌族)中,有一支住在姬水一带(见《晋语》,即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今陕甘青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因率先进入青铜器时代,创造了较先进文化,因而形成为先进的黄帝族。他们的族名就是由于有一位杰出的始祖黄帝来的。他们族中一支进入今山西省南部创造了夏文化,因而称夏族,他们进入中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再传下来,就是也生息在陕西境的姬姓的周族,他们推翻了东方鸟夷族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商代,而建立了第三个王朝周代。追念自己的远祖黄帝族,就用自己的姓追呼黄帝族也为姬姓。这一姬姓的黄帝族和住在姜水(在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注入渭水)一带的姜姓的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都比原来母亲氏族氐羌的文化发展得较高,建立了父系家长制的新部落,黄帝就是这样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的杰出的军事首长。他的名字后来成了本族保护神,也就是本族宗祖神,长期为人们所崇拜着。文献中如《国语•晋语》及《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少典是族名,即“氐”的音转。《史记•五帝本纪》据战国资料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其国号“为有熊”。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指出,“公孙”是公之孙,上古时无此称;“轩辕”是指黄帝居轩辕之丘,依所居以为号,非黄帝名;“有熊”不见于传、记,不合《帝系》原意。崔述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这本是神话,亦不需深究其是非。所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献如《易•系辞》、《世本•作篇》等盛称黄帝时期有各种发明创造。其反映生产方面的,有穿井、作杆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其名号轩辕即反映制作了车辆。其反映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屝履、医药等,精神文明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文字等等。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是以后来的文化成就加在黄帝身上,但确也反映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当时的黄帝族确已抵达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上了,所以有这么多关于发明创造的灿烂成就的传说。这些丰富传说的事实素地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种种成就。文献中所记载有关黄帝的主要故事,有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及对北方荤粥族的斗争,还讹传过一个与赤帝的阪泉之战。《战国策•秦策》记苏秦把“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与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武王伐纣并称,表明这些都是这几个帝王一生中主要的战争事业。此事已见于《山海经》神话中,《大荒北经》记黄帝与蚩尤战于冀州之野,以应龙、女魃杀蚩尤,《大荒东经》亦记应龙杀蚩尤事。而《逸周书•尝麦篇》则载杀蚩尤于中冀。此所谓中冀、冀州当即指涿鹿所在。《水经•漯水注》谓“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下洛即今河北涿鹿境,确即古冀州境。夏族与九黎——三苗族首领蚩尤之争已反映在《尚书•吕刑》中,这是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当有史实为背景。关于与荤粥的斗争,见《史记•五帝本纪》引战国资料说黄帝“北逐荤粥”。这是黄帝族进入冀州后,为保卫居住领域的安宁,必须免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的骚扰,所以才逐走他们的。至于黄帝与赤帝阪泉之战,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但《史记•五帝本纪》里不作赤帝而作炎帝,这已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孟夏纪”和《礼记•月令》等。把五色与五方帝相配,以炎为南方赤,是阴阳五行说盛行以后的事,可见这一传说的后起甚明。而且黄帝与炎帝两族相为婚姻,是姻亲部落,始终是相亲近合作的两族,同自西北发展到中原,有互相支援的需要,没有理由自相火并(正像周代的姬、姜,辽代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姓审密氏一样,彼此世代通婚,不会以兵戎相见)。阪泉之战只能是涿鹿之战一事在传说中的分化、讹传。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按《水经•漯水注》云:“涿水出涿鹿山,……又东北与阪泉合。……《魏土地记》曰:‘下洛城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是阪泉与涿鹿实为一地,而蚩尤又有阪泉氏之称,都可证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总之,并无黄帝与赤帝(转为炎帝)的阪泉之战,而只有黄帝族东进过程中受到中原居民黎苗族的抗击,因而在涿鹿亦即阪泉这块地方和蚩尤率领的黎苗族发生过的战事。(因此毋宁说,资料中的赤帝即指蚩尤,而非指炎帝。)黄帝族经过夏代和周代两个历史时期,与东方以鸟夷为主的各族,及南北其他各族的相与冲突、交往与融合,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于是各族的宗神和祖先都被编排成黄帝一系的分支,构成一完整的血缘世系。这是由战国末期的《帝系》篇所编成的。反映到这个时候,各地各族确已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族了。黄帝就成了全华夏族的始祖。战国时的金文《陈侯因资敦》有“高祖黄帝、迩嗣桓文”(远承黄帝、近承齐桓晋文)之语,是先秦时已公认黄帝为最早的祖先。从此人们总是把这最早的祖先黄帝和他的姻亲族的炎帝并举,来表示华夏族从光荣的始祖黄帝开始,已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庄案:这就是疑古派声称要重建的“中国上古史”。要阉割一个民族,有两种方法,一是将该民族的知识分子全部杀光,在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这么做是有效的。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二是将该民族的知识分子全变成数典忘祖之辈。在以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的刘文里,“黄帝”仅仅是一个野蛮时代的符号,他没有父母妻子儿女,没有姓名,也没有出生时间和地点,还谈论什么“人文初祖”呢。疑古派的意思很明白:抗战开始之际,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曾互为死敌的国共两党人士,一起到黄帝陵前所祭拜的那位“人文初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乌有先生。参考:2007年3月11日《参考消息》刊载法新社东京3月9日电,题:“日记显示裕仁后悔入侵中国”。电文摘要如下:“据今天公布的日本已故天皇裕仁的一名侍从的日记透露,裕仁天皇曾后悔与中国开战,因为他发现中国这个敌人出人意料的强大。……1940年10月12日,这位侍从的日记援引裕仁的话说:‘中国的强大出人意料。所有人对战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特别是那些身为专家的军官们。’”庄案:众所周知,裕仁所谓的中国出人意料的强大,其背景是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抗战,即“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的根据就是“海内外华人同为炎黄子孙”的这一传统观念。如果没有这种传统观念,那末中国就真的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征服了。很明显,天皇的军事顾问们只是详细算计了当时中国的硬实力,如多少架飞机,多少辆战车之类,而未将中国的软实力(如悠久的文明史等)考虑在内,因而失算了。但日本人为了征服中国,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他们作了软、硬两手准备。软的一手是拉拢中国知识分子,那时中国学子到日本留学是不需要签证的,周作人(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长”,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就是日本人用“软的一手”培养出来的一个亲日派,一个大汉奸。不过,这“软的一手”未能成功地从中国人头脑中除去“炎黄子孙”的固有观念,所以说是根本失败的。下次谁想要征服中华民族,可记得先要设法除掉“炎黄子孙”的固有观念,方法可以借鉴上引刘文,先把炎黄二人虚化、神化,闭口不提他们的父母妻儿和他们的出生地点时间,也否认他们有名有姓,而把他们变成为两个野蛮时代的符号;再借口是野蛮蒙昧时代,中华文明与他俩无关,这样,中国人就没有必要为两个符号而感到自豪了,而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则更属子虚乌有、海外奇谈。

·在疑古派的“黄帝”条释文中,黄帝这个人没有中国特色,把他说成是古犹太移民,说他从西亚到中国来传播福音亦未尝不可。但古文献却明确说了黄帝时代“以玉为兵”(《越绝书》)。而中国礼玉文化独步世界,后来中国人又发明仿玉——瓷,使中国成为独步世界的瓷国,英文的“china”一词,就把“中国”和“瓷”划了等号。而玉——瓷的联系又表明了中国文化在800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脉相传,未曾中断。故玉器和瓷器就是中国的代表性文物。疑古派以为青铜器比玉器先进,这一点上,苏秉琦先生倒是观点鲜明,他说:玉器是不亚于青铜器的东西。疑古派企图通过抹杀黄帝身上的玉文化印记,来为“中国(青铜)文明来自西部(最终来自西亚)”这一命题预留证明空间。

另外,“以玉为兵”只能理解为“以玉钺为兵”。“兵”即武器。黄帝时代的武器无非是戈、矛、戟、弓箭之类,这些实用兵器是不可能用贵重的玉来制作的。所谓“玉兵”,只能是“礼兵”。“玉兵”或“礼兵”只能是供王者使用的兵器。而上古时代王者使用的玉兵只有玉钺一种。故“以玉为兵”就是“以玉钺为兵”。而黄帝以玉钺为兵,说明他的时代有两大特征:其一,他处在“崇玉”时代,即强势人物普遍使用玉礼器,其时玉的消耗量很大。考古研究证实,中国有过三次玉文化高潮,第一次出现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第二次出现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五百年前;第三次出现在黄淮流域的龙山文化地区,时间在距今四千六百年到四千年前。而文献中的黄帝活动在黄淮流域,这显示他生活在龙山文化时期(2600B.C.~2000B.C.)。其二,他处在战争频繁的时代,因为以贵重的玉来制作礼兵,说明那个时代人们重视兵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战争遗迹最为密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也说明,黄帝处在龙山文化时期。

·在疑古派的“黄帝”条释文中,关于黄帝时代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实际列出七项:“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文字”。请读者注意:中外历史学界公认的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是文字。可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汉字,被疑古派排在了黄帝时代精神文明成就的最末位,排在了笙竽后面,连个乐器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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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加盟:第三代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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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康:第三代“新浙商”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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