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于会泳，1926年生，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县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1949年8月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9月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 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1975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1977年8月28日晚因服毒在北京阜外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凌晨逝世，时年52岁。
于会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其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他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风毛麟角。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妇婿》。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然而他为了在音乐学院站稳脚跟，太急于出名了。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正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于会泳一下子就蔫了，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然而殊不知于会泳因此进入了一个怪圈。随着“突出政治”的空气日渐浓郁，怕挨批的他越是逃避政治学习，专业上发表的研究和创作成果越多，就越受人注目，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白专道路”就越容易受到批判。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江青问：“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椐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想见恨晚之慨。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在这次召见中，介绍于会泳时江青握着他的手，喜悦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江青对这位老乡更热情了。从此之后，凡江青到上海，总少不了要召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对这位被自己称为“名副其实的专家”，江青颇为器重。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送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剂。
第一夫人的器重和呵护，使本来在上音校园受惯批评的于会泳受宠若惊。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从此，于会泳踏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而他也的确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但于会泳又从不居功，无论是“三突出”理论，还是其他“样板戏”的点滴成果，他都归功于江青。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以厚报。几年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 ：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十大代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此期间，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先后发表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著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撰写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提出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了“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先后发表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