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谈话——李慎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

发布时间:2013-04-05 07:27 作者:施亮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218次

2000年春节过后,我母亲与李慎之伯伯通了一次电话。晚上,她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到李伯伯家探望一下他吧,他现在处境不好,身体也不太好,代我去问候他。次日下午,我遵母命便去看望李慎之伯伯。

那时,他家还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的一幢楼里,记得是友谊商店对过。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可在门前按铃后许久未有人开门。因事先已经联系过,我便耐心等待。果然,过来好一会儿,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开门了。他高高大大的身材,动作有些迟缓。让我进屋后,就摸索着要为我倒茶水。我知道李伯伯患有轻度中风,就连忙自己倒水,又搀扶他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最后一次谈话——李慎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
他坐下仔细端详着我,说我长相不像父亲,又说他未曾与我见过面。其实,我与他是见过两面的,一次是在美国所,还有一次在我家。我没有挑明,只是笑一笑。李慎之伯伯是先父施咸荣极为尊敬的老领导,在我心目里也是仰之弥高的大人物,所以我开始谈话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他也仿佛有倦怠之感。聊半小时后,又谈到时事政治,我直截了当说了一些看法,他极有兴趣额头向前,两眼闪闪发亮,忽然从沙发站立起来,大声地说:

“你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听,我很喜欢听!”接着,他手一划,又急促地说:“这样吧,你以后过两个月就到我这儿来一趟,陪我聊聊天!”

我有些错愕,踌躇地未回答。

他瞥我一眼,声音有些低沉地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喜欢谈谈讲讲的……这段日子里,上我门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很寂寞。哦,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我心头忽然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又上前搀扶老人重新坐下,满口答应今后每隔两月就来一次,说:“我也愿意多向李伯伯请教。” 他立刻很认真地叮嘱我,来之前先给他打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时间最好在晚上九点钟以前。

从此以后,我每隔两月,总要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约定去他家。期间,我还与妻子安排了他在同仁医院做了白内障的眼科手术。那一日,恰在眼科诊室遇见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他俩过去相识,乔羽先生惊喜地上前握手,连说:“慎之先生,你好!我看你的身体还很好啊!”李慎之伯伯幽默地拢一拢满头黑发,笑着说:“哈,你不知道,我这是蒙不白之冤哇!”

如今,我重新翻阅日记,可惜与李慎之伯伯的历次谈话记录很简略。但我记忆中,这些谈话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与我谈中国文化问题,谈胡适,谈瞿秋白,谈陈独秀,还谈中国旧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压抑作用;也谈了不少具体的人与事,其中的许多细节颇具史料价值。差不离我们每次谈话都在下午,直待雾霭渐渐降临,我才恋恋不舍告别。我曾经对朋友说过,与李慎之伯伯谈话真是一次莫大的精神享受,也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思想历程。

每隔两月一次的谈话,从那时起未间断过。惟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他告诉我说美国的孙子回来啦,他打算多陪陪孙子,先暂停一次吧。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在电话里的那种欢快欣喜的语调,流露出一股深厚的脉脉亲情。

2003年3月4日晚上,我又给李慎之伯伯打一个电话,他接电话的声音有些疲惫,说有些感冒了,身体不太舒服。稍犹豫片刻,他又说,“你还是过来吧!我这几天也很闷,来聊一聊吧。”他又叮嘱我来前再打一次电话,因为他有可能到医院看病。

次日中午,我依约给他打一个电话。李伯伯说,他的身体好一些了,要我下午早一点儿过去。我心里也很惦念他。吃过午饭,我就直接从单位去他家。

他当时已经搬到了潘家园的新宅。我去过了几回。按响门铃,还是李伯伯亲自开门。他又疲惫地去捧杯子沏茶,我便主动把杯子拿过来自己动手了。他笑一笑说,“凡是来客人,我总习惯亲自沏茶的。这是礼节。”我说,我是常来的,就不用讲这个礼节了。我又问他身体情况如何,要不要我陪他去医院珍视?

他微微摇头,说是有一点儿感冒。可是很讨厌,断断续续地,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他仰靠在沙发上,立刻转移话题,冲我提问:“哦,我先要问你,你对这次的伊拉克战争是什么看法?现在,知识分子们之间争论得很厉害,你是哪一边的观点?”

这就是李伯伯的风格。他每一次谈话,绝不纠缠于家长里短的闲话,除了纵谈天下大事,要不就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话题。而且,每一回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考问我。那时,我也是敞开心扉直言无隐,想到什么说什么。他并不会觉得你是在妄言。反而,你倘若在他面前装腔作势,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他一定会很不高兴。

那时候,美、英等多国军队进攻伊拉克,此次战争即使在西方阵营也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分歧。比如,法国、德国等一部分欧盟国家就明确反对此次战争行动。而且,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间,也分裂为两派的不同观点。一派是赞成美、英等国进攻伊拉克的,认为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正是世界人民所期盼的。一位青年作家还到美国使馆表示支持。另一派则认同法、德等国家的立场,认为此次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属于非法的战争行为。

我说,我当然同意法、德等国家的立场。毕竟是有国际公法的原则在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依恃武力而开展单边行动呀!我又笑一笑说,“有些朋友以为这是民主与专制的一次对决,我倒觉得这看法过于天真了。其实,这次伊拉克战争更多的是美、英等国家利益的体现。”

李伯伯一笑,“你也说是为了石油?”

我说,嗨,中东动乱不宁的实质原因就是石油。倘若人们以为美国人的海外干涉行为全都是恪守民主准则的,那肯定是太过于幼稚。其实,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在亚洲和南美所扶持的大都是军人独裁政权。有些民选政府倒是被美国人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比如印尼和智利。

“唔,你说得没错。可苏加诺政府和阿连德政府都是左派政权呀。那时是严峻的冷战形势,只有军人政权才能抵挡住苏联势力。”李伯伯点一点头,旋即又问:“有几个老朋友(他说了几个人名字),他们有一种担忧,这次伊拉克战争会不会是一个引发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会不会越来越霸权主义,会不会进一步走向侵略战争,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美国政府在国内有民众选票的制约!打仗到底是要花钱的,要死人的。有了越南战争的教训,美国老百姓是不干的。”

“对呀——我也是这个看法!”李慎之伯伯身体往后一仰,两手一摊,对我的考问总算结束了。他又具体分析说,美国国内舆论向来是孤立主义情绪严重,从来就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束手无策,只有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才正式投入战争,也就是因为他不敢悖逆国内舆论。他还具体地举了一些例证。

我却突然想起另一事。听美国所的一些年轻朋友对我讲,1979年邓小平赴美访问,李慎之伯伯也被特别指名随团前往。据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秘密会谈,其中谈及中国将进行中越边境战争的计划,就是由李慎之伯伯担任的翻译。此时,李伯伯已经对我毫不见外,可说是无话不谈,我便趁机问起此事。

“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李伯伯使劲摇一摇手,断然否认道:“邓小平访美的代表团里,我只是随员。中央指定的翻译是冀朝铸,怎么可能又用我做翻译?”他又说,“不过,那次中美会谈的所有过程,我都知道。每一次正式会谈,中美双方总要交换会谈记录。一份中文记录,一份英文记录。所以,每次会谈结束,冀朝铸总要与我核对英文笔记。”

“我听爸爸说,邓小平专门向卡特介绍您,说这是我们以后的美国研究所的所长!”

“那又是错的!哈哈。”李伯伯仰面一笑,“那时候,我还在新华社,根本谈不上组建美国所的事儿呐!”接着,他转过脸很郑重地说,“我没有跟邓小平讲过话。我跟周总理谈过话,也跟胡耀邦谈过话,也跟赵紫阳谈过话,可跟邓小平没有讲过一句话……”

我显得有些惊诧,因为我不只听一人说过,李慎之伯伯是中央高层的美国问题顾问。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对我讲,邓小平一年总要有几次找他咨询中美关系问题,怎么会两人从未讲过话呢!我把这些疑问坦率说出来。

“那是把我的作用夸大啦。是道听途说!”李慎之伯伯微微扬起前额,似乎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嘿,有一次,挺有意思的……”他好像讲是在赴美访问的机舱里,“我一个人正在休息室坐着,突然,邓小平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就径直坐到我旁边的沙发上。他又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他不对我讲话,我也不好主动地先开口呀。他还是沉默着,又看我一眼,就掏出了香烟抽。我看他抽了几口烟,我也拿出我的香烟抽。他连着猛抽了几口,又看了我一眼,忽然把烟在烟灰缸拧灭,站起来就走了!”

我傻乎乎问他,“那您呐?”

“我把我的一支烟抽完,就也走了呗。”

我俩相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李伯伯讲得绘声绘色,似乎活生生的场景就在眼前。我也完全相信这是真实的。因我家曾经与李井泉之女有过交往,她是邓楠的好友,就对我们说过邓小平生性沉默寡言,有时在家里也难得讲两句话。

李慎之伯伯又谈起他所熟识的那些大人物。他对胡乔木,仍然是怀有某种温情,或说是感激之情。他说这个人并不完全是极左的,也是有两面性的。当时,任命王蒙任文化部长,也有胡乔木的举荐之力。他又说,四年前他与汪道涵的关系也很好,一年总要见一两次面,他还介绍了研究美国问题的几位青年专家给汪道涵,这些年他俩已经不见面了。他还讲起了胡绳,说这是一位忠厚诚挚的老人。有时,他俩因为不同的看法而争论,但胡绳老人很尊重他的思想,总是说:“你讲的,也许有道理。”这位蔼然老者的形象,与知识界很多人所相传的思想僵化形象大不相同。李慎之伯伯特别地慨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就是喜欢站队。站到了正确一方,这人从头到尾就是个好人;站到了错误一方,那人从汗毛孔里冒出来的都是恶。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就是给每一个人安一个京剧脸谱,从来不去剖析每人微妙又复杂的灵魂!

说着,李慎之伯伯用手指朝我点一点,“你要注意这一点!现在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是最差这个呢!没有几部作品写出人的灵魂!”

聊了好一会儿,屋内的暮色浓厚了。我见李伯伯脸上也有了倦怠之色,便起身告辞。他也没有挽留我,只说是要把写胡绳的那篇文章给我看。我瞅他拖着沉重脚步走进房间,有些不放心,便搀扶着他进去。我在一旁见他用发颤的双手,翻检着一篇篇文章,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感动。这位老人已近岁暮晚年,却是仍然在思想道路上孜孜求索,这样的哲人风范怎么能不让我们后辈人感动呢!他除了找出自己的几篇文章,还将杜光老人的一篇长文也给我。

我执着地不让他再走到门口送别,而是将他搀扶着坐到客厅的沙发上。他依从了,又微微一笑,朝我挥了一下手。

我轻轻关上房门去乘电梯。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与李慎之伯伯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个月后,李伊白大姐打电话告诉我,李慎之伯伯病势沉重,已经染上肺炎,正住在协和医院里。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有了不祥的感觉,抑制不住自己情感而几乎失态,结果,反而由李伊白大姐来安慰我:“你不要太激动!”我很想立刻去医院看望李伯伯,但那时正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医院已经不允许随意去探视了。

又过几日,4月22日晚上,妻子告诉我,说李伊白大姐来了电话,李慎之伯伯已于上午不幸病逝。我心中恻然,一个人抑郁地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如今李慎之伯伯已经逝世十周年了。

这十年又经历了多少的事情!我写祭文时,想写的话很多,提起笔却又无话可说。我又想起向秀的《思旧赋》的那两句诗:“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悠悠往事已经流逝,似乎岁月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踌躇和徘徊而已。那么,“遂援翰而写心”时,写什么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又重新翻阅厚厚两大本《李慎之文集》,还有那两册《怀念李慎之》,仿佛在字里行间又看到了李伯伯的面容笑貌,听到他的朗朗话语,甚至好像看见他又笑嘻嘻地竖起中指,考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可我现在还能在他面前侃侃而谈么?

是的,我很惭愧,也很寂寞。

2013年4月3日写于白云路寓所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4-5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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