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世纪贼王张子强覆灭记

“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作者:相京,发表于《文史春秋》2009年第9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可谓一个”异类”。

刘珍年治军严格,所部士兵一律配带写有“救国家,救人民,不怕死,不爱钱”12个字的臂章,严禁出入酒楼、茶馆、妓院,连在大街上吸烟也在禁止之列。由于军纪严明,刘部战斗力很强,仅以一师之众就敢于和张宗昌、韩复榘等实力人物军事对抗,并屡有胜算,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重视,32岁就当上了国民政府陆军上将。

不仅如此,刘珍年在文治上也颇有一套,他不吸烟,不滥酒,不嫖,不赌,勤于读书,一度坚持学习外语,开口便能引用经史典籍。由刘珍年任师长的陆军第21师参谋处曾出版《刘师长儒席言论集》(刘珍年,字儒席),书名由于右任先生题写,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计11万余字,部分反映了刘珍年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比如他抨击当时的教育,认为各地学校,多因教育基金缺乏而大受影响,“哪一个国家没有教育,哪个国家就要灭亡”。

从1929年至1932年,经过3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珍年以烟台为政治中心,向胶东13县委派县长、公安、税务等局长,部队实力发展到3万多人,成为山东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人称“胶东王”,登上了个人权位的高峰。然而,刘珍年毕竟年轻气盛、根基不稳,很快就在旧时代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时间到了193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刘珍年驻兵胶东时纵兵殃民为名,判处其死刑,在南昌执行枪决。刘珍年于因缘际会中骤然崛起,又如流星般倏然陨落,其充满戏剧化的一生耐人寻味。

打败张宗昌,枪杀褚玉璞

刘珍年,河北南宫人。自幼聪明过人,深得父母喜爱。他六岁开始读私塾,但并不专心读书,喜欢舞枪弄棒,顽皮异常。在县城中学毕业后,刘珍年如愿以偿,考进了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1922年毕业后,再到东北讲武堂学习炮科,结业后参加了直鲁联军。刘珍年从迫击炮连连长干起,一直当到褚玉璞部第16旅旅长,当时的刘珍年行事冲动,一次因细故处死褚玉璞的一名亲信营长,触怒了褚玉璞,被褚玉璞责罚一百军棍,并革掉旅长职务,刘珍年不得已跑到山东,投效张宗昌屈就模范营营长一职,由于打仗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旅长。1928年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几大军事集团联手组织北伐军进攻山东,直鲁联军张宗昌所部连战连败,信奉“乱世出英雄”的刘珍年不愿久居人下,他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不随张宗昌北撤,乘机开始招兵买马、扩张势力。部下有人向刘进言说:“张(宗昌)、褚(玉璞)覆灭在即,咱们何苦接这个烂摊子?”刘珍年不以为然,回答说:“前汉亡去有后汉,他们不干咱们干!吾辈学当致用,建功立业,此其时也。”很快,刘珍年采取软硬兼施两手策略,陆续吞并、收编直鲁联军散落在胶东地区的各种部队,共编得5个步兵师,另有骑兵、炮兵、特务3个团,工兵、辎重、通信3个营,以此为资本,刘珍年投靠蒋介石,自立门户,做起了“胶东王”的美梦。

当时的山东局势错综复杂,不久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长达1年4个月之久,而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放弃济南和山东大部,绕道北上平津,致使山东半岛无人过问。已经逃亡下野的张宗昌以为有机可乘,遂于1928年12月,在大连海滨“西游别墅”召集了褚玉璞等将领进行秘密军事会议,企图重整旗鼓,再霸山东。张宗昌同时还邀请了日本官方代表公田与会,以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据说日本驻大连领事馆曾允拨给枪械5000枝以作张宗昌进攻胶东之用。经过两个多月的草草准备,1929年3月中旬,张宗昌就急不可耐地率召集到的旧部以及部分白俄雇佣军,乘船在烟台登陆,设立统帅部,自任为第一统帅,褚玉璞为副统帅。毕竟张宗昌当过3年的山东军务督办,在山东的潜势力尚存,刘珍年苦心经营的5个步兵师很快土崩瓦解,有3个师重又倒戈,投靠张、褚联军,一时间张、褚联军声势浩大,拥有5万余人马,而反观刘珍年的部队只剩下5000人左右,踌躇满志的张宗昌又以老上司的身份派刘珍年的保定军校同学前去游说、劝降,但刘珍年不为所动。

面对众寡悬殊的局面,刘珍年沉着应战,他将部队主动撤退到牟平,以高大厚实、易守难攻的牟平城作为死守决战的大本营,命令士兵将护城河与城墙间的商店、民宅全部拆毁,留出20米空白地带,敌人无论用何种方法攻城,都会暴露在枪火之下。同时,他授意政工人员创作了《拼命队之歌》,鼓励战士“拼!拼!拼!”,他还拿出几十万元奖励在战斗中勇于拼命者。一时间全军上下众志成城,士气高昂。刘珍年还深入士兵当中鼓舞斗志,说:“我军人数虽少,乃是百战百胜之师,像一个铁蛋。张军虽然人数众多,乃是乌合之众,像一篮子鸡蛋。我师之铁蛋,必将粉碎敌人之鸡蛋。”张军攻城半月,连续受挫,深感吃掉刘珍年不易,只好用长围久困之下策,待刘军弹尽粮绝,城池不攻自破。此计早在刘珍年的预料之中。他琢磨出一条妙计:将自己的部队化装成国民革命军,偷偷出城,让敌人以为援军来了,不敢恋战。于是他让特务兵深夜出城,摸了敌哨,得了敌军口令,并用重金买通张军的一个营长,有了出城之路。

4月22日零时,通过这位张军营长,刘军2000余人出了东门,全部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待天亮时一边冲杀一边喊:”革命军来了!”张军立刻乱了阵脚,纷纷争相逃命,刘珍年也率部全部出城,参与作战。张、褚军被打得大败,张宗昌乘船逃往大连,褚玉璞退守福山县城,在得到保证其生命安全的承诺后,率全军缴械投降,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于牟平,并无释放之意。张学良发电报劝刘珍年放人,刘珍年表示要200万元添助军饷,后讲至50万元。但是,当褚玉璞家人付了50万元后,刘珍年仍不放人,反而假装设宴招待褚玉璞,命部下将其枪杀。

褚玉璞担任过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时,曾在天津制造了不少冤案,如1927年曾杀害了京剧名伶刘汉臣、高三奎,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通俗小说作家秦瘦鸥以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言情小说《秋海棠》,一时间洛阳纸贵、风靡全国。剧中那个荒淫残暴的军阀原型就是褚玉璞。褚玉璞一生草菅人命杀人无数,孰料他最后竟死于部下之手,这结果大概是褚玉璞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

 狠抓军权,烟台闹“革命”

刘珍年出奇制胜、以5000之兵力战胜了北洋军阀张宗昌5万人,俘杀褚玉璞,成为军阀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一时间名声大噪。蒋介石授予刘部陆军21师的番号,并委任他为山东省政府委员。不久刘珍年亲赴南京述职,受到蒋介石及中央大员的热情款待和欢迎,刘亦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自此,刘珍年春风得意,野心膨胀,常对亲信放言:“我们若有三万人马,便可横行域中。若交给我一省或一国,无论军政,都不在话下,必能臻于治境。”

为了实现野心,刘珍年积极扩军备武,一面大量收编流窜胶东的散兵游勇,一面以修路为名到天津等地骗来青壮劳工强编入伍,数月间队伍激增到3万余人,并建起600多人的修械所,从东北购进器材,自己制造枪炮。刘珍年在扩军上舍得花血本,他大量收购良马,招聘驯马师及武术教练,成立骑兵团,还购买了探照灯、电影放映机、电影摄像机以及世界各地可以通报的无线电发报机。此外,21师全体官兵每人都有一件麻织的伪装网。刘珍年甚至派人去日本留学,学习航空,雄心勃勃地准备建立空军。

在胶东蕞尔之地,养活他数万军队,大部分经费要就地收取,胶东13县人民实在不堪重负。据当地乡绅控告揭发,1928年,刘珍年加征地丁税,正税每两加征9元,军需特捐丁银1两加征至34元,加上给养实物折洋,创民国以来历史最高记录,也大大超过山东其他地区。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征税6次,总计每两达41元,超出常规6倍之多。除此之外,刘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如他擅立捐名税目有渔盐、烟酒、屠宰、硝磺、印花等,不下十几种。有时甚至“绑票”勒赎,逼迫富户出钱。

刘珍年严于治军,并且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比如他自编一些小册子,让部队学习,还提出一些别出心裁的口号,要部队熟记。他让部队佩戴“不害国,不扰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臂章(后来把前六字改为”救国家,救人民”)和有他本人头像的瓷制像章,以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他还让人编写军歌,每逢集会,军乐队先奏国歌,再奏军歌。士兵离营外出,必须请假,至少二人同行,违令者严责不贷。大运动量军事训练,致有不堪忍受而开小差者,一旦被抓回,一次责打,二次枪毙。为了牢牢掌握部队,刘珍年成立芝罘陆军军官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招收中学毕业的青年入学,以应扩军之需。他极力培植亲信,大量接纳并提拔重用河北宫县及邻县亲友故旧。故有所谓“会说南宫话,就把洋刀挎”之传言。

刘珍年也重视吸纳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曾到天津招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又通过其胞弟刘锡九(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刘部政训部部长)专程到上海代为向中共中央请求派干部支援,中共中央曾从沪、汉、平、津等地先后选派曾希圣、李楚离、彭雪枫、张霖之、李若素等数名党员干部到刘部开展军运工作,对刘治军整武、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刘珍年公开在司令部贴着“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标语,默许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任职。他曾经公开演讲,分析中国民生日困、穷人日多的原因,认为在国内方面,“第一种是军阀,惨杀民众,搜刮金钱,弄得民不聊生,国无宁岁,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日形困难,老百姓还能不穷吗?第二种就是政客,也可以说是政治贩子,信口雌黄,捏造谣言。第三种是贪官污吏,他的目的多半是为金钱而来,民生如何,概置度外。第四种就是土豪劣绅,是害群之马,社会之蠹,专门运用鬼蜮的手段,欺压善良的百姓。第五种是假革命,不以真正良心救国家,不为老百姓谋幸福。”

但刘珍年终究是军阀,本性难移,他佩服共产党的宣传和工作能力,但仅仅是利用而已,其骨子里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葬埋共产党徒”的。蒋介石发觉刘部中有共产党员活动,指名要刘珍年搜捕共产党人李楚离,否则严惩不贷。刘珍年慑于蒋的淫威,又不想结怨于共产党,问其幕僚杨绍先怎么办。杨说,本乡本土的,抓起来杀了,回家不好交代,不如给他几块钱,打发他走了后,再发令通缉,对蒋对李都有个交代。李楚离出走后,蒋又电令刘逮捕张霖之等,刘亦用“先纵后通缉”的办法一一放走。蒋介石知道后十分震怒,电斥刘珍年包庇共产党,饬刘“即时严加禁绝,否则必予严惩”。中共中央赴烟台代表关向应了解此事后,将刘部军内共产党员全部撤走,无人被捕被害。共产党员在刘部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刘部官兵当中播撒了革命种子,比如抗战期民族英雄马本斋将军,当时就在刘珍年部任团长一职,对共产党人有良好印象,七七事变后他接受共产党领导,组织回民支队抗日,威震冀中平原。

争霸山东,大战韩复榘

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刘珍年拥有的3万多精兵,在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眼中,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都想拉到自己一方。大战前夕,蒋介石抢先面许刘为国军上将,拨现款30万元,要他在烟台待命。冯玉祥、阎锡山也不甘落后,派人与刘联络,送刘100支冲锋枪、10万发子弹,并委以晋军第21路总指挥头衔。刘珍年来者不拒,先收下再说,但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

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部败退鲁东,蒋介石急电刘珍年援助韩部,而阎锡山也电令刘珍年趁机消灭韩部,但刘珍年依旧按兵不动,而粮饷照收。他振振有词地说蒋、阎、冯混战是“狗咬狗”,他帮哪一方也不光彩。以此保存实力。韩复榘见刘对他见死不救,怨愤至极,向南京政府控告刘把持民政、扰乱财政,容纳共产党、破坏建设、朘削实业、聚敛无度、不服从省府命令等,指斥其搞独立王国。韩亦多次派人企图打入刘部,但不是遭拒绝,就是被暗杀,双方明争暗斗、积怨甚深。

中原大战后,韩复榘坐稳了山东省主席的位子,下决心一定消灭刘珍年,拔掉这颗眼中钉。韩、刘矛盾非止一端,但韩决心驱刘,根本原因在彼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刘盘据胶东数年,俨然土皇帝,要做“胶东王”,不容他人插手。韩复榘奉命主鲁,就要统一鲁事,独霸山东,岂容辖区之内存有独立王国。于是,1932年9月17日,韩以刘拒绝省军到其防区“剿匪”为名,集中5万大军向刘发起了进攻。
  战事开始后,刘珍年对韩军的进攻虽感突然,却并不觉意外,他对韩军的活动早有所闻,且有防御部署。同时刘珍年认为,此次韩之军事行动不太适时,中原大战之后,人民厌战,韩敢冒国人之大不韪,又在山东发动内战,必遭全国反对。他估计韩之兵力,总共不过4万余人,还要留防鲁南、鲁北和鲁西,能调来胶东者最多不过3万人,与自己的兵力相当。况且自己是以逸待劳,地理熟悉,火力、战斗力或有过之。刘还认为上有蒋介石可恃,故不怵韩,可与一战。于是,他一面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一面电告蒋介石和何应钦,请求下令制止韩之军事行动,并派出参谋长韩洞赴南京报告情况。

蒋介石本意是以刘珍年来遏制韩复榘,并不希望韩复榘将刘珍年消灭,所以电令韩、刘“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查明处理”。韩复榘对蒋的命令虚与委蛇,没有停止进攻。对此蒋介石极为震怒,他对韩洞表示,“我在前几天曾向他(韩复榘)要两团人,他竟未答应,想不到他是为袭击刘军,太可恨了,我要消灭他”。蒋介石先为韩竟敢“先斩后奏”气恼,继又为韩藐视中央命令震怒,确实忍无可忍,10月5日再次下令限刘、韩两军5日内先行停战,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军委会主任秘书高凌百为特派员赴鲁监视双方撤兵,各归原防,同时决定对韩用兵,檄调河北商震为西路军东进,蚌埠徐庭瑶所部第四师为南路军会同徐州刘峙北上,于学忠为北路军沿津浦线南攻,三面包围夹击,又密电刘珍年从后牵制韩军西撤,使其愈期5日,好由中央明令讨伐。

此时局势突变,当蒋介石讨韩南路军进抵鲁南郯城时,北平张学良突发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支援,战事变得复杂化和全局化。正在参加“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闻蒋讨韩信息,从美国发回电报称:现值国联开会,盼朝野团结,消灭一切纷争,以作外交后盾。国内各界人士亦担心胶东一带日本侨民不少,日本人会以侨民受损失为由,军事介入,所以一致要求双方罢兵。蒋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转而采取“调停”方针,派熊斌等分别会晤韩、刘,进行调解。提出四项解决办法,划定双方防区:一,自即日起,韩军撤回潍河以西防区;二,刘珍年军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五县及龙口;三,蓬莱、招远、黄县、海阳、文登、荣成、平度暂不驻军,由原团警治安;四,各军移防后整饬军纪,听候中央处置。韩方代表提出要刘军撤出掖县,而驻文登、海阳、荣成三县;刘方则坚持维持原防。最后由军委会仍定为原防区不变,韩刘之战始告平息。

失去利用价值,终遭蒋介石毒手

韩复榘见中央偏袒刘珍年,独霸山东的目的难以实现,便以辞职要挟。他向南京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宋子文、总司令蒋介石等提出辞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但未获准。于是,朝野又以是否挽韩调刘展开争论。刘珍年原本不愿放弃胶东这块安身立命宝地,但部属劝他,既已与韩氏交恶,虽暂时停战,终难长睦久安;局促胶东一隅之地,也难有什么发展,并以杨虎城调出山东二三年间即当上了陕西省主席为例子,煽动他的野心。再者刘珍年认为,此次胶东之战,虽由韩复榘挑起,但给地方人民带来不少损失,自己驻防胶东数年,实有愧对胶东父老之憾。于是电呈南京政府要求调离山东。并指示其代表、参谋长韩洞向蒋介石面请离开山东,到外面发展。蒋问愿调何地,韩洞电请示刘,刘复电云:调海州、徐州、豫东、豫西均可。蒋介石以各地原有驻军为辞推却。刘又复电表示:除到江西与红军作战外,调任何地区均可。蒋欲调刘到湖北随县、枣阳一带,遭湖北人反对,继改调宁波,又遭地方拒绝。最后改调温州。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刘珍年的一大失策,他之所以能够割据胶东,是因为蒋介石希望他能够牵制韩复榘,如今离开胶东,刘珍年在蒋心中的利用价值大为缩水,他的境遇也就不问可知了。1932年12月,刘珍年部陆续离开胶东老巢后,如猛虎离开了深山,处处受到牵制。他的后勤、粮食、兵饷都由蒋介石供应。先是蒋介石以江南山多水多,不宜骑兵活动为由,令刘珍年精锐的骑兵团留在蚌埠,借机削去刘珍年部分的势力。第21师海运到达浙江温州后,蒋介石又令刘珍年将其第三旅开往福建蒲城。该旅到达蒲城后,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旅长张銮基通电脱离21师建制归南京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个旅更是21师精锐部队,全旅3个团的士兵都配有驳壳枪,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刘珍年得悉张銮基的通电后,非常恼怒,立即电告蒋介石,声称三旅旅长叛变了,他要率其他两旅前去剿办。蒋介石复电严厉制止了刘珍年的行动。就这样,刘珍年离开胶东不到两个月,实力便削弱了近一半。

另外,刘部多是山东人,不习惯温州的水土,生病者众,不久刘珍年又接到蒋介石电令:开赴江西“剿共”前线,将士怨声载道,在浙江泰顺县又发生了刘部一营士兵哗变的事件,刘珍年后悔自己一时糊涂离开胶东,把主动权拱手交给蒋介石,他牢骚满腹,经常抗拒命令,还公开发出豪言:“丈夫切莫当人子,男儿岂甘作马牛!”1933年1月,刘珍年至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恢复军的编制,被拒绝。一气之下,刘珍年愤然离开部队赴杭州“养病”。7月,蒋介石密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将刘珍年软禁在杭州西湖边一座别墅。其间,蒋介石派周至柔、陈诚等劝其写悔过书,但是,都遭到刘珍年的拒绝。

1935年2月,刘珍年由杭州被解到南昌进行军事审判。面对审判长顾祝同,刘珍年依旧倨傲不屈。在接受关于21师泰顺哗变的审问时,刘珍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全营哗变,营长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部队的团长,旅长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你们说要我个师长也承担责任,我没话说,不过再往上追究,我是委员长的直属部下,那么蒋先生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此语一出,法庭的人面面相觑,顾祝同只好给蒋介石去电:“刘珍年态度横蛮,旧态不改,无可理喻。”蒋介石复电:“处死!”是年5月13日,刘珍年以“纵兵殃民”等罪名,被枪决于南昌东郊的菜地,时年仅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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