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名人 濃縮了上海近代百年歷史的“名人路”——武康路(八)【圖文】

   
    是年,邵洵美徙家福开森路。邵绡红忆曰:     “八·一三”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霞飞路过的。租界里没有一点战争气息,年还照样过,并没有因为打仗减少节日气氛。我们家早半个月就开始忙了:掸扫一净,满屋喷香。从腊月廿四送灶接灶,接财神,忙到年三十挂神像,祭祖守岁,大年初一兜喜神方,初二开始亲友接踵上门拜年。孩子依次向长辈叩头,接拜年钿,随后,亲眷坐下搓麻将,堂表兄弟姐妹围在一起掷“状元红”。这些因袭几十年的老规矩并没有因为战火在我们四周蔓延而有些微省略。亲友们大多住在市区租界内,“八·一三”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家却是遭了殃的一户,损失惨重,但过年,还照样这番排场。在诸亲朋好友共贺新岁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中,谁也想不到,为了应付这过年的场面,爸爸和妈妈是如何盘算张罗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家里终究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邵洵美,摄于上世纪30年代       那个春节,我已满六岁,成天不声不响,瞪着大眼睛看人。那时候我十分敏感,听不得一声呵责,不时呜呜咽咽,很不讨人喜欢,是个胖墩墩的孩子。项美丽也来拜年,家里都叫她蜜姬Mickey,是她名字艾米莉的爱称。我们住在同一条弄堂里,那是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西端,现在叫1754弄,那时弄堂里的门牌和马路上的连号,弄堂口贴对汶林路(现宛平路)。我们住在弄堂底,1802号,后门开在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蜜姬住在第一排房子,花园门沿马路的1826号。她来我家,进门脱下皮大衣,俯下身来逗我。正在那时,从她大衣领子里钻出毛茸茸的一团东西,两条长臂朝我伸来,吓得我直往后退。蜜姬赶紧把那东西唤回去,抱起它,到沙发边跟我爸爸谈话去了。妈妈说:“怕什么?那是一只小猩猩。”其实它是一只长臂猿,是蜜姬从城隍庙买来的。蜜姬给它取了个人的名字,叫Mr.Mills 密尔斯先生。这个“密尔斯先生”可会捉弄人了那年春天,我家烧热水的锅炉坏了,老阿妈带我和玉姊姊去蜜姬家洗澡。姊姊先进浴缸,老阿妈正在帮我脱衣服,冷不防“密尔斯先生”推门进来,我们都没察觉。谁知它径直走近浴缸,猛地抓了一把姊姊的肩膀,玉姊惊叫起来,放声大哭。蜜姬赶忙进来,呵斥了密尔斯,又匆匆去拿了瓶香水,往玉姊肩头的抓痕上抹,嘴里叽叽咕咕地安慰她。洗完澡,我们受到额外的款待:请我们去她餐厅里坐,她的广东西崽青连端来奶油蛋糕请我们吃。那只惹了祸的小家伙则缩在高高的书架顶角落里偷望着我们。
  1936年劭洵美(左二)与友人摄于南京中山陵。左三为项美丽   1938年项美丽与她的密尔斯先生摄于沪“外国弄堂”家中   盛佩玉(中)与项美丽(右)
 

    关于这位“密尔斯先生”,后来听到爸爸讲起一件令人喷饭的事:上海时局紧张以后,《天下》编辑部的一班人马移居香港。全增嘏介绍一位英国朋友来上海拜访项美丽。他是个年轻的少校,是英国驻香港政府里负责远东事务的。他研究东亚历史,能讲一口日语,有一股书生气,名字叫查尔斯·鲍克瑟 Charles Boxer。他跟《天下》的人很熟,闲谈中听到这位美国女作家的传奇故事,他也曾读过一些她的作品,对她颇有好感,特地来上海见见她。那一天,他到蜜姬家做客,青连上楼通报,他在楼下那间书房兼客厅的房间里不安地等待女主人的倩影出现,顺便拿起茶几上的一本杂志翻阅。听到楼梯响,他马上从沙发里立起身来,走到楼梯脚下去迎主人,伸出右手准备和蜜姬握手,哪里知道下楼走到他面前的是“密尔斯先生”。他握到一只毛茸茸的手,吓得差点喊出声来。蜜姬跟在小家伙后面下楼,看到客人那副惊魂未定的尴尬表情,她忍不住笑了。后来还几次提起与他第一次见面的戏剧性场面来打趣他。当时鲍克瑟对她有意,但她那时已心有所属,鲍克瑟只好失望回港,次年和别人结了婚。


    我家逃难来租界,许多家当都留在杨树浦。妈妈念叨的是孩子们的衣裳没带全,得一一重做;爸爸揪心的是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书,更糟糕的是那台影写版印刷机还在日占区,逃难时只带出一块照相版。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蜜姬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俟混乱局势稍定,她就设法找到我们,知道我爸爸正在犯愁,她便提出跟他合作,写短篇故事寄到美国去,赚得些稿费,助我们脱离那时期手头拮据的窘境。当她听到日军控制的虹口地区开放可以让外国侨民进去搬运家当的消息,连忙来跟我爸妈商量,并马上去美国领事馆、英国巡捕行,找朋友弄到通行证,在英国巡捕陪同下,雇了十几名俄罗斯工人,到杨树浦去。爸爸画了房屋内部的图样,给了她28把钥匙。她到徐邨那个我们被迫遗弃、已被外人侵入搜刮过的家去,其实一把钥匙也不需要。她还去平凉路印刷厂把那贵重的机器抬上卡车,一共十七车,插着美国旗,一天之内,五次通过外白渡桥。因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过桥回租界,蜜姬不可能有时间在老房子里一间间去挑拣翻寻有用的东西,只是匆匆忙忙让工人把毛毯、被单铺在地上,随手抓了衣服、照片、书籍等她认为会有用的东西扔进去,一包包扛上车。她取东西的时候,身边还有个日本兵在监视,他似乎懂中文,挑了一些古籍书在细读。蜜姬不敢多耽搁,总算把爸爸那五只书架里大部分的书搬了出来,并把妈妈陪嫁来的十几只描了金的红箱子搬了出来,虽然里面大多是穿不下也没用场的清代嫁衣,还搬出来一只镶大理石的红木榻床。而爸爸收藏的那些画家赠送的画卷,包括徐悲鸿、刘海粟等人合画恭贺新婚的那张扇面;江小鹣为爸爸塑的头像等等好些有价值的东西,却没有搬出来。这不能怪蜜姬,因为那些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都存放在汽车间楼上,在如此仓促中蜜姬怎么会到那里去看?前一天晚上飞机还在轰炸,蜜姬在硝烟中勇敢地过桥去运回那么多家当,爸爸妈妈够开心的了他们每次到马路边去迎卡车,就像是迎接胜利归来的英雄,将拿回来的东西一件件过目翻弄,就像是拾到了珍宝,欢天喜地,那可是失而复得啊最最令爸爸兴奋的是,不仅印刷机运了回来,还搬回几百令白报纸。爸爸把报纸卖了,在徐家汇租到一处房子,安装机器,印刷厂一重新开业,又可以生财了。他接到了印制《中华画报》和《良友画报》的生意,用来维持日常生活可以一时无虑了。(见《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5年,邵绡红与六十六载未晤之项美丽于纽约曼哈顿重逢       1938年,毛泽东撰《论持久战》,易稿者七,始竟。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撰《论持久战》


1937年6月,毛泽东、朱德与史沫特莱在延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嗣延安方面决定译《论持久战》以英文,俾便传诸世界,杨刚(时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英文通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受命译稿,寓项美丽宅,丽与邵洵美并力襄助,乃成其事。         杨刚(1905-1957),原名杨季徽,又名杨缤,笔名杨刚,祖籍湖北沔阳(今仙桃),生于江西萍乡。解放后先后任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中宣部,1955年初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为当时《人民日报》编委中惟一女性。

    项美丽云:“洵美自然常来。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

    译文连载于《直言评论》(《Candid Comment》),迄1939年2月9日载毕。

    邵洵美览讫,至为钦佩,乃于《自由谭》(1938年9月1日创刊)杂志撰文曰:“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

    此为早期评述《论持久战》之文字。

    译文既成,延安方面又付发刊事于邵洵美。美抗直有肝胆,欣然领命,略无难色。是以杨刚特于后记申谢之。美与其友王永禄(时职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稽核)筹思再三,卒付与公司素有往来之印刷厂,逾二月(1938年10月),事谐,得书五百册。是书为三十二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英文书名“论持久战”及作者“毛泽东”字样。美恐生不虞,躬驾车以载,藏诸项美丽宅。盖其不得公开发行,故大部赖刚潜输之,一部赖丽乞其友Peter Wolf(时任德国驻沪实习领事)输之,余者则由美分输于沪上西人。宵分,银河高耿,明月在天,美偕禄驾丽车,驰至霞飞路、虹桥路一带西人第,察四隅无人,美守车中,禄将书趋门,置诸信箱,返,即遁。如是且行且输,累日,去四、五十。盛佩玉亦预其事。寻美得法巡捕房友人密告,云日寇欲行加害,心中惕然,因市手枪一柄,以为防备,一度戢身匿于丽宅,犹延法籍保镖于屋舍前后戒守。

    1939年夏,杨刚赴港接替萧乾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

        《自由谭》即《直言评论》中文版。为安全计,编辑、发行人悉署项美丽名,其务则由邵洵美统之。封面“自由谭”三字,乃美摹颜体而书。字下有炭笔素描漫画(作者张仃,尝载于《救亡漫画》第四期封面,1937年10月5日出版,标题为《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远景为日寇飞机呼啸而来,恣行威虐,下方即城市,创痍遍地,烟火弥天;中景为悴荒之旷野,一毙死耕牛伏卧其间;主体乃一农民,蒻帽敝衣,怆恻欲绝,怀中一子,鲜血淋漓、声息俱无,前一子双手掩面,悲骇至极……此虽为画作,亦彼时之实状也。

    邵绡红云:

    洵美认为:木刻的刀触,表现愤怒和悲怆,有其特殊的功力。你能看到那愤怒在沸腾,那悲怆在燃烧,愤怒的人们那股子热血马上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所以在这份刊物里他多用木刻,几篇文章和“自由谭”栏目的题头花都采用木刻。他说,别种的作画技巧不易达到这种意境。这刊物每期几乎半本都是图画和照片,图画多木刻和漫画。有一组“战时的中国木刻艺术”,其中有梁永泰的“反抗吧!农民”;新波的八幅连环木刻画“大地的怒潮”;还有“不情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保卫华南”等。也有很多漫画,如女漫画家梁白波的四幅“我们要替死难的同胞复仇”;叶浅予的“从军图”、“换我们的新装”、“还有谁没有加入我们的队伍”;陆志痒的“现在是我们开枪的时候”;张乐平的“为什么不早把财产捐给国家”,还有陶基谋等的抗日救亡招贴画“把敌人赶出去”、“拿生命保障国家民族”等等。摄影画页里有“武汉民众抗战的热情”、“街头老百姓正仰望在空中肆虐的日机”、“国军放弃武汉的前后”、“武汉被占前的大火”、“上海国际救济会给予难民儿童的协助”、“被炮火毁损后的几所上海教堂的惨状”以及日军残暴的摄影报道和一个日本兵“死后怀中物”——新婚合影。照片还反映抗战部队的活动的,既有反映国军前线部队的,也有反映抗日救亡的“五路军”、“琴太嘉宝昆青松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等。在《街头上的抗战戏剧》一文附有八幅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实况摄影。这些照片都是用影写版印制的。所有画页都极富战时的鼓动色彩和强烈的控诉力量,真实地记录下活的历史。

    洵美在第一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贡献给国民参政会的一些意见)》。文章说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是中华民国纪元以来第一次正式成立的民意机关。”第二期到第六期连载了洵美的自传性文章——《一年在上海》。这篇文章刚发表到一半的时候,他写了一段有关文字,说他原本想分三期登完,谁知一写便好像没有了止境:“我写这篇文章是要把那一年里所有影响我思想或行为的事情没有遗漏地记下来,材料便多得可以写本大书了:因为使人受大影响的每每会是一件极琐碎的经验,或是一句极随便的说话。”他写得长了一倍,但他相信自己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记过一件没有关系的事件:“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越出‘我’的范围;我绝对不愿‘东拉西凑’。我明白读我这篇文章的好朋友,绝不容许我‘弄笔头’的。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放心,我自己也放心:因为写这篇文章,我始终没有感觉到有这种诱惑。前一天有一个朋友来说,有人怕我把他和我的一件事情写出来。我对他的回答是:‘凡是一年来影响我思想或行为的事情,我都要没有遗漏地记下来的。’我在这里写这一段东西,便是对这一类人的一个公开的约定。”当时隐蔽在项美丽家的《大公报》记者杨刚读了这篇文章哭了,她对洵美说:“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么苦!”(见《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

    邵洵美以种种化名,于《自由谭》中率肆其议,抨击日寇之残暴及汉奸之无耻。文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美犹以《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举发其五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事。

        1938年,春节甫过,陶玄即束装首途,先乘船至港,继转乘火车赴汉,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既登船,玄坐于铺间,方欲解巾就枕,忽闻长笛数声,俄觉船移,舱中犹喧杂不已,乃于竹箧取一卷,览之。然一页未尽,即索然矣。遂起,出,见有数挈囊曳箱荷担者来,引避道左,旋径抵船尾。玄素喜朴不喜华、喜动不喜静,于今则爱静处。盖数月来,心绪纷然:一忧倭氛方炽,民坠涂炭,国在危殆之中。二念蔡、李、吴、张诸公,睽别多日,具各无恙耶?曩朝夕奉教,今则徒怀寸心,无人可白,悲夫哉!三虑学校情势日艰,似难乎为继,一旦停闭,众教工将若之何?故时觉计穷虑竭,独木难支。而此番赴汉,适老父遘疾,虽有妹奉汤药,犹耿耿焉。然船尾亦不静宁,船下寒波腾沸,訇訇作声。玄举目四望,但见冬日惨淡,江烟迷蒙,江海关等巨厦渐渐渺然,忽忆唐人有诗云:“仗剑出门去,三边正艰厄。怒目时一呼,万骑皆辟易。杀人蓬麻轻,走马汗血滴。丑虏何足清,天山坐宁谧……”慨然太息曰:“我倘为男儿,向者必挽强弩,驰怒马,习武从戎,今日则得竭力疆场,一扫狂寇,生则有勇,死则成名矣。”恨惋间,又念不日得晤宋美龄、钱用和等,其心略慰。抗战以来,龄为女界救亡事,每与玄筹议,玄则内参谋猷,外勤庶务,龄甚倚之。江风益劲,其寒砭骨。玄略绾围巾,索性临风而立……
  1938年的外滩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为全国一致信守之准则;实行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结束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3月31日,大会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大会《宣言》云:“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二部分第一期,江苏人民出版社)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凡十五条,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之机构。置参政员总额二百名,在年满三十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中,选任曾在各省市或院辖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者;曾在蒙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者;曾在海外侨民居住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者;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者。

    所谓“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者”,即指各政党、政派、无党派政治活动家及其他社会人士。国民党虽已承认各党派之合法性,然又忌惮其以党派名义参与中央政权活动,故苦心弄出这般名义。毛泽东尝谐语曰:“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见《毛泽东选集》)

    《条例》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参政会正副议长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选任。而问题在于,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却被聘为参政员。当然,这并非国民党一时疏忽,而恰恰表明其对陕甘宁特区政府的人事任命迄未承认。《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十天,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其会期。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见《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一次常务会议决议,选任汪兆铭(汪精卫)为首届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

    由省市或院辖市公私机关或团体产生者,有汪兆铭、褚辅成、林虎、仇螯、喻育之、陈吋、孔庚、陶行知、王造时、黄建中、王亚明、莫德惠、张伯谨、黄宇人、杨端六、伍智梅、罗衡、刘王立明、陶百川、陶孟和、席振铎、喻维华、居励今、徐谦等八十八名;由蒙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产生者,有仓吉、周戚古、荣祥、何永信等六名;由海外侨民产生者,有张振帆、庄西言、陈宇明、李书铭、李清泉等六名;由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产生者,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博古)、陈绍禹(王明)、张澜、沈钧儒、张君励、张东荪、章伯钧、左舜生、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李璜、罗隆基、史良、许德珩、邹韬奋、黄炎培、甘介侯、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王云五、江庸、张奚若、晏阳初、梁漱溟、谭平山、钱端升、章士钊、陈豹隐、梁实秋、马君武、陶玄、吴貽芳、韦卓民、张肖梅、刘叔模、颜惠庆、罗文千、张一麟、蒋方震、邓飞黄、范予遂、成舍我、于斌、陈嘉庚、胡文虎、周星棠、陈经畲、陶希圣、施肇基、周览、冷通等一百名。   中共参政员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出席国民参政会        7月4日,邓颖超、陶玄、罗衡、史良、刘蘅静五位女参政员于中山路一江春饭店举行各界妇女谈话会,武汉各妇女团体、全国女青年乡村服务团、河南各妇女团体及香港、甘肃、东北等地妇女代表百余人到会。代表多有关于妇女民主权利、动员妇女预抗战建国之提案。邓代表女参政员讲话,阐明女参政员之责任与义务,声言将整理提案,呈交国民参政会。(见《抗日战争中的中共领袖》,中央文献出版社)

    7月5日,《新华日报》发布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署名文章——《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谓:“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文章犹就动员全国军民、普遍组织民众、扩大民主及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建言。 

    7月6日,首届国民参政会于武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召开,一百五十六名参政员出席。毛泽东未预,然发电于大会,进三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大会发布《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张君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首届驻会委员。武汉沦陷后,该会移往重庆召开。

    伍智梅、吴贻芳、陶玄、刘蘅静等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于会,请乞政府确定领导妇女运动之统一机关,以组织妇女,预抗战建国事。


首届国民参政会全体参政员合影        天下凡百事,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夫国民参政会之成立,俾朝野得以一同,国共两党亦得以再度携手,共赴危难,此乃国之幸事也。

    同月,陶玄又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于武汉举办抗敌运动大会,凡三日,分别名之“新运日”、“抗敌日”及“建国日”。“新运日”动员大会上,宋美龄投袂而起,慷慨陈词:

    “这三天就分别表现我中华民族当前最急迫的三种需要,我们要唤起同胞一致的注意,一致的奋起。第一天是新运日,要全国同胞切实实践新生活运动的信条;第二天是抗敌日,要全国同胞继续坚强他们抗战的决心和毅力;第三天是建国日,要全国同胞在日寇凶残破坏的瓦砾堆中,筹划怎样可以重建我广博繁荣的新国家。

    “我们同处在一个遭遇大难的国家中,受苦受辱的人们,应该上下一心,大家联合起来,激励我们爱国的热忱,鼓足我们奋斗的勇气,贡献每一个人的精神力和物质力,向者独一无二的目的迈进。我们要从困苦艰难中缔造出一个崭新而坚实的民族。横暴的敌人,口出大言,要我们屈膝,要我们屈服,现在我们应该让敌人明了,同时也让全世界明了,在我们同胞所流的血泊中,在我们城市村墟的灰烬中,已挺生了一枝新民族鲜丽的苞蕾。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是在日新月异的缔造起来,战争破坏不了她,在战争中她越发聪明,越发勤勉,越发爱国,越发勇敢。

    “我们中国人,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天灾人祸的动荡;不论怎样长期的变乱,我们都很顺利的撑持过去了。悠长的数千年中,世界上的国家,有的兴起来,有的灭亡了;可是我们却能维持着我们的文化,保持着我们的完整,直到今天。这一种民族的忍耐性和坚韧力,既已使我们造成了伟大的过去,当然的,牠也能保证我们今天的成功和将来的发展。我们应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没有别的原则,只有‘继续奋斗’四字可以尽之。我们若能尽我们的力量来实行新生活的原则,我们若能尽量发挥合作的精神,各尽公民应尽的责任,对于一切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各尽精诚互助的挚意,光明的前途,当然会显现的。我们有这素质才有这能力,有这品性,过去奋斗成功的成绩,已完全给我们证明了,当然这一次决不会失败的。

    “新生活运动最初发动的时候,民众像久渴得饮那样地热烈接受牠;政治统一的完成,全国人民,那一个不兴高采烈,引以自豪,认作永远和平与繁荣的前奏。新的改革,到处在那里实现,省和省间因地域距离所生的歧视,全都消灭了,而省和省间的交通因此也普遍地发展了起来;混乱纷争的局面,渐渐上了轨道,而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到处表现着切实的合作。我们已经确实能够相信,我们政府是在诚心诚意给民众造幸福,从此不间断的进步,是很有把握的了。

    “不料日本在这时候,突然向我们袭击,顿然使我们和平的希望打得粉碎。我们所陷入的这个战争,现在全世界都已看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最野蛮的战争。他们把一切疯狂怨毒,尽量加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当然要抵抗;我们虽没有作战的准备,可是不抵抗就没有幸存之路,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抵抗不懈,并且决心要抵抗下去。我们知道,一旦停止抵抗,民族立成奴隶牛马,国家也就失掉他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受人侮辱,我们不得不战;我们几十万诸姑姐妹,受人蹂躏摧残,蒙千古未有的垢辱,我们不得不战;我们好多省区内,市村镇的房屋尽成了灰烬,我们所有文化和实业的基础,差不多全被破坏,我们不得不战;全世界有史以来未有的奸淫掳掠,到处横行,其目的欲扫荡我同胞仅余的生活基础来满足这些军装强盗的兽欲,这种有计划大规模的盗匪行为泛滥全国,我们更不得不战。”(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四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5月20日至25日,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妇女代表,于庐山召开妇女工作谈话会,来自十三省市妇女代表五十余者预会。宋开幕词云:“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能够聚集一堂,大家认识。”“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第二个目的:“制订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工作纲要,使全国妇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联系起来”,“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

宋美龄与庐山谈话会部分代表合影。后排左四为宋美龄   庐山妇女谈话会部分代表合影。后排左四为邓颖超

    嗣妇指会于7月1日宣布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并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日后妇女运动遵循之共同纲领。

    改组后,妇指会设总务组、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生产事业组、生活指导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战地服务组及联络委员会九个部门。1939年10月增乡村服务组.1941年3月,并战地服务组于慰劳组。

    妇指会设委员四十六人,其中常务委员者十,指导委员者三十六。宋美龄为指导长;宋美龄、宋蔼龄、李德全、沈慧莲、谭曼意(陈诚夫人)、吴贻芳、张肖梅、曾宝荪、郑毓秀、刘蘅静为常务委员;马育英(张群夫人)、王文湘(何应钦夫人)、萧德华(王世杰夫人)、马书城夫人、黄梅仙(钮永建夫人)、许雅丽、郭秀仪(黄琪翔夫人)、王保志宁、余上官德贤、孙李定荫、孙罗毓凤、潘张郁真、周董燕梁、张维桢、赵懋华(梁颖文夫人)、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伍智梅、陶玄、熊芷、陈纪彝、徐闽瑞、郝映青、许海丽、舒颜昭、罗有节、王世静、高君珊、毛云琴、朱纶、冯云仙、陈翠贞、陈婉慈、陈建晨为委员。

    新妇指会犹隶新运总会,然独立行抗日服务事。5日,新妇指会正式视事。

         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往淞沪前线劳军,以走避寇机,座车翻覆,致肋骨折断,犹攘袂奋气,义不惮行,输慰问品至阵地,又演说于兵士。照片为1938年,龄在汉口带伤为伤兵包扎。时龄常偕妇指会成员奔走于后方大小医院,留下无数“中国南丁格尔”之身影。          妇指会发起赶制军衣运动。宋美龄恒于暇余躬事针纫。遵其嘱告,所制军衣袋内悉置小礼品、慰问信各一。 

    然邓颖超于陶玄有芥蒂焉,其云:

    “当时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合并晚于天津的学联。他们很羡慕我们天津学联的合并和我们工作的良好表现。那时阻止北京男女学联合并最顽固的份子,就是当时女师大学生会的控制者陶玄——妇女界的败类,她早已投靠了反动的国民党,直到现在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见其所撰《“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于《中国青年》1949年5月第七期)

    自“五四”后,邓、陶异途,无怪矣。

    1938年夏,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于香港筹建中国教师会。吴稚晖未预。陈和铣云:

    “那时适李石曾先生代吴出席国联文化组织各种会议归来,日军侵华猖狂,有许多事要做,张蔡李诸位都盼望他莅港会谈,喝笔者加函促驾,吴先生即用蝇头细书八页长信回复,当时因前方紧急,人心浮动,信里说到各方面。他并指出不能赴港理由,内称:‘十日前本约惕生(钮永建)汽车,两个人到贵阳昆明去游十五日,现在也只好取消,因他有官守,我亦捧祖宗之牌位而来。若此时游昆,不免逃走之嫌,故此时若飞港,不但可惜一千元飞机旅费也。’吴先生每逢国家危难时夕总是勇敢当前,站定岗位,决不通融迁就。”(见其所撰《吴稚晖先生倡导国际文化合作》,载于《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文海出版社)

    蔡元培日记载:

    “二十六日(6月26日)。石曾、孟钊(陈和铣)、子升(萧瑜)来。石曾言本约稚晖来港开世界文化合作社中国分社会议,但闻稚晖已往峨媚山,不能待之,现拟于明日在静江处开会。时间俟约定后再告。午前,偕清尘率儿辈游加士居道码头,有路工数人游泳,停小艇若干。薄暮,散步,由漆咸道至尖沙咀,坐巴士回。”

    “二十七日(6月27日)。午前,骝先(朱家骅)来,因中英庚款会在此开会也。骝先又辞总干事职,勉留之。午后五时,到静江处开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分会,以稚晖末到,我主席。出席者:静江、石曾、孟钊、子升。子升记录。孟钊报告秘书处大事,石曾以代表团资格在日内瓦代表稚晖出席于世界文化合作会,报告去年七月间文化月各种集会之情形,彼所最感动者为世界小学教师会(子升到会),其会员已有六百万人。到会代表所宣告最警策之语,是说:多数人说国联无力量,其责任全在我们小学教师。我们如能使儿童都了解反侵略的意义,必能使国联实施反侵略之政策云。所以石曾提议在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分会中,亦设一中国教师会,先从小学起,以次及中学、大学。通过,交孟钊、子升起草章程。”

    “二十九日(6月29)。八时半,石曾偕子升、孟钊来,以会议录见示,我签名。并商定教师会之主席团,额定七人至十五人,现先推吴、蔡、张、李、陈、萧、王(王代之)七人,李任主任秘书。会中设四处,每处干事五人,现推萧君、王君为组织处干事,陈君为创立处干事(创立者,创立新校),陶孟晋为合作处干事(合作者,在一学校与他校合作),罗少文为生产处干事(生产教育)。经费假定为每月五千元,由捐款及政府扣存学校经费中筹出。”(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蔡元培为《世界教联半月刊》撰发刊词(1938年10月17日):

    “人类之职业,没有比教师再为重要的。衣食住行的改良,科学美术的创造,迷信偏见的破除,世界大同的推进,无一不出于人为。人何以能为?由其有知识能力。知识能力何恃而养成?由于教师。所以教师是最负责任、最有势力的。但是,全世界任教师的人,除了最少数为野心政治家所压迫,言论、出版不能自由,或竟为所利用,甘心助虐,施行奴隶教育而外,大多数的教师,无不爱和平而恶侵略,伸正义而斥强权。但是对于强权,对于侵略,尚不能为有效的制止,这是何故?这由于我们尚无统一的主张与完善的组织,不能把所有的潜势力融合起来。海外各国的教师有鉴于此,已于前年组织世界教师联合会,除排斥德、意、日本等法西斯国的教师不许入会外,一切民主国教师与会的,已及六百万人。其办法,是从小学教师起,以次及中学,而大学。当小学教师联合会第一次开会时,吾国李石曾、萧子升诸先生曾与会,深为感动。乃提议于国际文化合作中国分会,在中国组织教师联合会,以参加国际的联合会,议决施行。特请王代之先生往昆明先成立小学教师会,并与诸同志编印《世界教联半月刊》,以应交换意见、联络感情之需要。我想此刊一出,必蒙全国教师声应气求,共致力于和平正义的大业,而无愧为世界教师联合会一分子,是无可疑的。”(见《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玄亦预其事。蔡元培日记载:“四日、土曜晴。润章、宗伟来,宗伟住六国饭店,其母进养和医院。熊夫人毛彦文女士来。张静江夫人偕陶玄女士来。子升来。得毅侯五月三十一日函,以会计年度改照年历,二十七年度仅半年,即自本年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止。有通会照二十六年度预算展长半年,经费数目亦照六三折支配。”(见《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却说日寇攻陷南京后,袁殊以军统少将之名,组“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由“抗日铁血团”成员王铁民领其事。

    野史氏曰:1938年夏,行动小组一举炸毁日寇设于虹口本田纱厂后院一海军军火仓库。

    时仓库守备甚严,无隙可蹈。行动小组日日窥觇,见有一伙夫,似外乡人,可任意出入。袁殊忽得一策,乃命王铁民伪作黄包车夫,与之攀谈,及稔,为之货菜,二人遂相为友。一夕,袁与王谋议,王谓袁曰:“机已至,合下手也。”袁喜,捉王腕曰:“寇死期至矣!”即予定时炸药一枚,曰:“足否?”王奋然曰:“此自足用,先生但观吾破之。”旦日,王复如市。既货,置药筐中,蔽以蔬蔌,往晤伙夫。伙夫见菜筐满盈,讶问曰:“何多乎?”王答曰:“恐明朝不可得,是以为之。”继曰:“吾识一女,姿貌可人,性情端淑,今夕吾为汝媒,故宜早出,切勿误也。”伙夫大悦,曰:“兄德我至厚,敢不从命!”因荷菜入。夜半,药爆,登时,炸声震地,火光烛天,仓库顷刻灰飞烟灭。

    年末,行动小组又伏击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陈脱,冯伤。

 1939年的袁殊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于其寓遭刺。
         自徙居租界后,唐绍仪杜门息影,恒藉展玩古董遣日。暮时,对门邻居常见唐于园中纳凉,闲坐于花阴之下。

    是日晨九时二十分许,忽有衣冠整洁之客驾6132号黑牌汽车至唐第,客出,三衣西装,一衣淡灰色哔叽长衫(一说凡三人),投以刺,门者叩以来由,则谓由谢志磐介绍来此,有古董若干(玛瑙瓶)付唐先生。门者速延客入会客室,时唐既起身,遂下楼见客,方寒暄间,一客自袖出利斧,猛斫之,唐猝不及防,颅裂而踣。客见事遂,立出,登车而去。有顷,仆人送茶至室,见唐卧于血泊之中,惊极狂呼。(见《蓝衣社内幕》,陈恭澍著,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

     












      史载:上午九时二十五分,黑色“福特”篷车一辆,黑牌照为“6132”号,载有男子三名,二人穿西装,一人穿灰色哔叽单长衫,径驰至福开森路(今武康路)18号唐寓。停车后,一人向门房出授谢志磐名片,要求见唐氏,谢某原系唐氏相识,不疑有他。门房入内通报,唐即命仆役延客入会客室相晤。唐氏在沪,平日深居简出,很少见客,而且每次见客经常由他次子唐柱在旁作陪。那天适值唐柱外出学画,唐的仆役也只知来客系古董掮客一流人物,持古董向唐兜售。唐和来客在会客室会见后,约谈十余分钟,来客即辞出,出会客室门时,犹闻互相谈笑声。唐的仆役,初因唐在会客室会谈,照例未在室内侍候,旋见来客已去,而会客室内久无声息,又不见唐外出,始知有异。当即启门探视,则见唐氏倒卧于会客室内沙发畔,额中一斧,血流满面,气息奄奄,神志昏迷。仆役们见状,惊极而呼,急忙奔告驻守唐寓的探捕,此时始以电话报告法捕房警务处,五分钟后,大批警务处探捕驰至,立即将受伤之唐氏,飞送广慈医院救治,虽经医生注射强心针并进行输血,但唐终因伤势严重,无法挽救,延至下午四时逝世。刺唐凶手所乘的“6132”号篷车,自离唐寓后,即向赵主教路(现五原路)驰去,旋复转入麦琪路(现乌鲁木齐中路),停在路口的荒地上,凶手遂下车逸去,等法捕房警务处探捕驾摩托车追至时,只发现停于路旁的“6132”号篷车,而不知凶手从何方逸去。(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蒋介石9月12日日记载:“六、七月之间,敌寇板垣之枭张与其强硬之所由来,实由其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而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更增敌寇之野心。于今可以证明余之所料为不误。”唐遇刺次日(10月1日),蒋自言:“唐绍仪在沪毙命,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可见,刺唐乃蒋之意也。

    唐宝瑢云:

    “父亲接见土肥原是他被害的直接原因,也是某些论者说他对日本的拉拢犹豫观望的主要依据。父亲究竟怎么会同意见土肥原的呢?这里有一件绝少为外人知道的史实。抗战爆发,沪宁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企图用军事手段压服,同时又拼凑傀儡政权以便从政治上予以打击。按他们的想法,傀儡政府首脑应该来自军政两界的元老,这样才具有与国民党政府相抗衡的号召力,才能起到政治打击的作用。父亲是他们物色的人选之一。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然而,他以多年从政的经验,面对动荡的时局,当然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因此,他在处理具体事情上十分小心,免得授人以柄。他闭门谢客,除非至亲概不接见,不给日方以及和他作对的政治势力以可乘之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说他与汉奸温宗尧来往密切,纯系误传。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原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刺客谢志磐能见到父亲是因为父亲对他有救命之恩,不同于一般的朋友。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原。1938年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五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五封信可资证明。但是没想到数日后他就遇害。如果说见土肥原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么父亲的错误就在于他又一次以国民党的大局为重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对这个决定,应该负责任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政府。

    “父亲遇害后,上海报界大肆渲染。国民党政府大员包括蒋介石在内,或致唁电,或送花圈,行政院长孔祥熙专门发表讲话,颂扬有加;国府拨款治丧,可谓备极哀荣。然而奇怪的是正在香港的大哥榴接到噩耗后迟迟不来奔丧,以致父亲的葬礼一再延期。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大哥榴在香港被军统特务扣押住了,目的是追回那五封信。其实那些信件一直由大姐宝珠保管着,直到军统特务们弄清楚信件确实不在大哥手中,而且得到他保证不泄密的许诺后,才予放行。父亲葬礼后不久,大哥即外放檀香山总领事。那时,凶手谢志磐的军统特务身份已经暴露,所以我们认为父亲的死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花招。我对大哥接受任命十分不满,怒责他腼颜事仇,只知当官连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都不管了,大哥无言以对。现在想来,大哥去檀香山既出于最高当局的安排,或许只有听命才是他避免杀身之祸的唯一出路,要他和那么强大的特务机关对抗实在是苛求于他了。父亲的老友章士钊、叶恭绰两位先生曾提出为父亲写传记,终因大哥大姐为自身的安全计不愿公开那五封信件而作罢。

    “平心而论,蒋介石虽曾命令军统监视在沦陷区各要人的行动,但刺杀我父亲恐非他的本意。问题出在当时蒋等五人的亲笔信,为保密起见,是直接交由大哥他们转致我父亲的。很有可能那时连军统的上层人物都还未掌握这个情况,更不用说担任实际行动的中下层人员了。凶手谢志磐在看似密锣紧鼓的调查过程中,被人暗杀于重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灭口举动了,是军统帮助蒋介石摆脱尴尬局面的惯用手法,否则这出戏如何收场呢?”(见其所撰《我的父亲唐绍仪》,《炎黄世界》2010年第一期)

稔恶藏奸的土肥原贤二

    唐绍仪遇刺后,盖未见其变节确证,国民党元老多有讥訾。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颁《唐绍仪褒扬令》,令云:“国民政府委员唐绍仪,器识宏深,才犹练达,早岁折冲樽俎,蜚声坛坫,辛亥革命,躬与和议,倾心主义,力赞共和……近年养疴沪滨,于国事多所献赞,方冀力疾西上,同济时艰,不幸猝遭惨变,遽失老成,眷怀勋旧,震悼良深。着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国史馆所撰《唐绍仪传》以(日人诱胁)“终不肯出”,盖棺论定。

    唐绍仪是否变节,姑且不论,其为官之风,则素为人称。1929年4月至1934年10月,唐于家乡香山县(1925年4月16日更名中山县)任县长。期间,唐敬恭桑梓,勤瘁政事,召集“训政实施委员会会议”凡七十三次;仅1931至1933三年间,便举行县政会议百十三次(不完全统计),乃至公园修石阶、石凳,学校扩充班级等琐细之事,亦须议协,以损益质文,斟酌美备,略无例外。唐尝言:举措乃向背所系,惟以安民为最。故凡决事,每以安民为本。时有人盗取城内新修道路下水道井盖,唐闻报,谓左右曰:置盗不问,实醸其祸。然弭盗之法,有先事提防之法、临事翦灭之法、后事惩戒之法。某度其非窘于生计,即贪图小利,与其捉挐到官,遍行惩治,不如先事提防,俾其不敢为也。因饬令铸字于井盖之上,云:“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挐,均六成充赏”,以寒欲为之胆,无何,盗风为戢。唐恒微服出,若村夫子然,省风俗,察疾苦,街谈巷语,悉采以闻。犹不惮劬劳,四方鸠资,以修马路,办医院,兴黉校,是以百姓咸爱敬之,谓之“布衣县长”。

  唐县长(后排左三)偕乡邻在龙潭口野炊       先是,1921年,唐绍仪便响应孙中山“与众乐乐”之倡议,将自家花园“小玲珑山馆”(位于唐家镇鹅峰山北麓,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唐因藏有小玲珑水晶球一件,故名之)易名“共乐园”,以为公园,并躬书楹联一副:“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         1932年,唐绍仪邀集乡邻,宣布赠共乐园于乡民委员会,是园遂为公产矣。

    深秋天气,节近重阳。是日,唐绍仪治酒馔于其府,遂肃衣整冠,率其亲族,恭立门外,以候乡邻。少时,乡邻咸至,寒温声、喜笑声,一齐嘈杂。俟众团团坐定,唐朗声曰:“列位降临,鄙人无任荣幸,今略备薄酒,藉以攀话,莫嫌简亵。”众笑曰:“不敢,不敢。”复曰:“开席前,某尚有一事相求。”众杂然曰:“但有命,必当敬奉。”曰:“姑少待之。”乃移步东首案前,援笔于手,拂开一张素纸,略沉吟,落笔如扫,顷刻文就,继通览一过,示于众,曰:“某欲献纳共乐园于村民委员会,倘蒙不弃,生死为荣!此乃赠书,有劳列位证之。”众前视之,其上果以正大堂皇之体,述赠园事数则。一生诵讫,讶甚,曰:“大人当真?”唐置书于案,曰:“非戏也。”又顾众曰:“请就席。今日事,某筹之久矣,幸勿见疑。”一叟嗟曰:“盖今之中山,百揆允当,庶绩咸熙,无一夫不获其所,且风化广被,弦歌相闻,非唐公殚精毕力,岂可得哉!吾等夫复何求?况唐公之园,乡邻皆得率意出入,殆与公园无异矣,安敢受之。”唐揖曰:“承老丈过誉,实切惶愧。某赠小园,其由有二:一者,列位固知,某平生实深钦仰者,逸仙先生也。先生尝言:‘天下为公’。某虽不敏,未敢忘之,故有此举,庶几不负先生之遗训也。二者,某半世宦游,一身萍寄,然桑梓之思,刻刻不去诸怀,故早有此图,以为报效。今幸得还乡,当一偿夙志,则无憾矣。” 众感其言,鼓掌声、称善声,一时齐作。唐又唤其亲族至案畔,谓众曰:“某既嘱家人,立具其名于是,故不患异日有不遵者也。”众复鼓掌。俄尔事毕,唐举酒曰:“时既亭午,曷餐为?”于是,觥筹交错,主宾同乐,迄乌金西坠,酒阑兴尽方已。

           是牌坊原为共乐园大门,后因扩道移于此,上“共乐园”为唐绍仪亲题,两侧楹联“百年树人十年树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则为汪精卫手迹。
  共乐园为香山县首个公园   唐家小玲珑山馆正门,约摄于1914年。左起:唐绍仪、三子唐柱、长子唐榴   1933年版       当过内阁总理又降贵纡尊当县长,且干得有滋有味,纵观民国历史,止唐氏一人耳。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屡援其事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珠海名人蜡像馆中的唐绍仪

    抗战爆发后,严家苏纶纱厂隳损殊巨。

    1937年10月下旬,沪上诸路守军相继拔营而去,日寇虐焰大炽。迄11月19日,苏州沦陷。而自10月下旬起,沪即与苏州音耗隔绝。严庆祥忧惶昼夜,不安坐卧。事后始知,苏州沦陷前夕,寇机狂轰滥炸,百姓四处窜匿,苏州几为空城,阊门外大马路一带,大火延烧不止,数百间屋舍悉为煨烬。时苏纶纱厂厂务主任清亮元知事已不可为,犹留守厂中。19日城陷,寇呼噪而入,肆行杀掠。清独自巡厂(诸工皆既骇散),就四面火光烛天,傍偟长叹曰:“吾不能复顾厂矣!”嗣苏纶所有未及西运之花、纱、布机物料,及大隆厂暂寄苏州之机器等,尽罹劫掳,无一遗脱。

    倘除去大隆厂之机器,苏纶厂存物资全部损失为百四十四点一五万元。

    严庆祥述曰:“苏纶厂最初为日军的炮兵大队所占据,顿刻车间变成了马棚,机器则被肆意破坏。到了1938年的四、五月间,日军从苏纶厂撤出,接着就由敌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继续侵占。一方面通过日军的特务机关来人对先父及我进行恫吓威胁,企图逼令‘合作’。另一方面竟擅自修理开工,并一再派人到先父寓所(当时名福开森路,即现武康路)肆扰了好几次(肆扰者皆敌方浪人,每次由我应付极不易也),为了对付敌方的所谓‘合营’,先父秘密避居在国际饭店,我则由七弟庆禧介绍给兰格医生以诊病为由而躲在广慈医院内,以暂避其锋。后来实在逼得凶,乃不得不由我出来对付敌商内外棉株式会社所提出的‘以现物出资方式,由敌方占51%的股权,我方保有49%的股权,敌方担任经理’合作条件,正式表示拒绝接受。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了解敌方所谓‘现物出资方式’的具体内容。因为当时我也没注意他们冗长的解释,我就干脆地加以拒绝了。至8月初,四弟庆祺和内兄李震之先生由香港乘船回到上海后,经先父召集会议,拟仿照永安二厂的办法,同意大利籍律师穆安素先生商量,签订协议书,委托意商开宜公司出面代管,并通知敌方,以冀保全。但亦毫无实际效果。”

   
    日寇公行掠劫,居然还找了个理由。

    严庆祥云:“(日寇)竟以在苏纶厂内搜查到会计的大量传票,前后支付巨额款项予抗敌后援会为借口,宣布苏纶、仁德、大隆等厂的全部财产,连同我家所有的房地产业,凡在沦陷区内者,甚至连齐齐哈尔路的严氏宗祠也包括在内,为‘准敌产’,均置于敌军的‘军管理’之下。敌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的霸占苏纶,擅自开工,名义上就算是受敌军‘军管理’的委托。苏州自 1937年11月19日沦陷之后,可以说是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那种恐怖和压迫是当时安居在租界内的人很少能体会到的。”(见《文史资料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美亚织绸厂亦折损无算。美亚工厂多在南市、闸北,惟第四、第九二厂在租界,另三座分厂在苏杭。“八·一三事变”后,蔡声白、莫觞清揆寇患方始,无时得息,遂决定尽拆南方各厂机械,以其一部运汉口、重庆、广州、香港等地,伺便建厂,维系生产。继设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四区管理处,各区由管理处遣人筹设分厂,统管产销,庶可得自存。美亚自1937年9月始,于连天炮火中抢运机械,工役日有履险之劳,因于1938年4月先抵汉口厂,旋安装开工。5月上旬,香港、广州、重庆诸厂亦陆续开工。比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汉口厂百九十七台织机及全套准备设备,除运往重庆二十五台外,止存六十台,另百十二台及大部准备设备俱为寇机炸毁;1938年广州沦陷,粤厂为寇所占,机械尽皆掠抄;港厂损败尤甚,香港沦陷时,其四百七十二箱人造丝遭寇焚劫,犹有百六十箱定货,未遑取之,亦一皆烧除。美亚战时之失损,计凡国币七十七万元、港币二十余万元(以帐面值计)。

    1938年,张叔驯举家迁美。
  1938年,张叔驯(左二)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张静江第送别张静江(坐者)时留影
      登途前,张叔驯将所集古钱及货殖之事,悉属姊张智哉。在美,张入股市,致赀累巨万,尝寓纽约花园大道。嗣以股灾,家渐虚,乃鬻藏玉,始粗足家用。古钱则终不肯鬻。
  左:四眼大齐实物照;右:四眼大齐拓片       据载,1946年,张叔驯回沪措置资产,淹留百余日,囊大齐通宝等古钱二千枚返,余钱犹存张智哉所,尝举“中华钱币珍品展”于伦敦与巴黎。
                   张叔驯(1899-1948)       张叔驯病殁后,其古钱流落美国,不知所踪。野史氏曰:“张之最大成就乃一生集钱,为中国保存了甚多珍稀孤品,留存后世永发光芒。”

      相传,张叔驯避走他国后,其福开森路宅既虚,乃税于他人,寻货诸孙科第二夫人蓝妮。张葱玉宅则货于周作民。
  孙科与蓝妮       1939年末,周作民购得福开森路119号(张葱玉宅)。           1935年,周作民与吴鼎昌率经济考察团访日,及返,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然周不为官守所羁,几不问政,而居上海租界,专志金城银行,领録其纲,综覈其要,以迄太平洋战争爆发。

    金城银行乃商业银行,由周作民等于1917年发起。肇造之时,实收资本五十万元,比1927年,增至七百万。大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及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股东尚有黎洪元、徐世昌、梁士诒等。“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总行设天津租界,并设分支行处于京、沪、汉等地。1936年,总行迁沪,在津总行改分行,沪分行为总行,总经理所亦移至沪滨。


       1931年,周作民与戏曲人士合影。前排右起:陈墨香、王瑶青、余叔岩、齐如山、红豆馆主、曹心泉、程继仙、程砚秋、焦菊影。后排右起:焦菊影夫人、徐凌霄、周作民、金悔庐、李石曾、梅兰芳、王绍贤。
 

     1936年2月1日上午十一时,中日贸易协会在上海金城银行举行首次理事会,推选俞佐廷等七人为常务理事,周作民为会长,徐新六、儿玉谦次为副会长。右起上排:林康侯、吴蕴齐、杜月笙、唐寿民、宋汉章、俞佐庭、刘鸿声、米里(Monkichi Yonesato)、钱新之、周文彬、周作民、荣宗敬、陶骏人。下排:胡筠庵、吉出、卜部、徐新六、李馥荪、船津。

    1937年6月抗战前夕,金城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六十五处,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九百万元,放款总额一亿一千零八十三万元,均较1927年末增加三倍有余。(见《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6年,金城与盐业、中南、大陆集资百万,于各地储蓄会内设四行信托部,总部设上海(上海犹设分部、西区及霞飞路二支部),1937年1月开业。盖业务萧条,遂将四行储蓄会之古柏公寓等房产及保管箱等业务交之接管。自1939至1941年间,该部在沪相继购入愚园路及福开森路二处房产、蒲柏路(今太仓路西段)吉益里全部房产、爱多利亚路(今延安东路)福建路转角金玉里全部房产、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沧洲别墅全部房产(原属永亨银行董事长施肇曾),顷转卖该别墅于他人,可谓次第经营,绰有成算。


金城银行大楼(今江西中路200号)       徐国懋述曰:      “抗日战争开始,他(周作民)看到日本军力强大,对抗战没有信心。他曾对我说过:‘抗战能否持久,能否必胜,我们无能为力,这是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因为抗战而把我们金城的事业先搞垮了。我们如果保存实力,壮大力量,在任何政局下都能生存。’”


   “在抗战前期,如果他愿意到后方去,他是可以去的,但他不愿意的。1937年,沪宁客车已经停驶,他曾特地乘专车到南京。当他要折回上海时,火车已不通,不得已改乘轮船到武汉,再飞香港,绕道返沪。他可留在武汉,或跟随国民党政府去重庆,但是他不愿意。他说:‘金城在北方有王毅灵、杨济成主持,以他俩的能力应付华北局面,问题不大。但是上海环境最复杂,吴蕴斋应付不了。何况金城还有庞大的投资事业,不能没有我照料。’他回上海后,由于和日本人及汉奸的联系,金城和其他有关企业的确没有遇到风险。”(见《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自然,购屋治产于福开森路者,非惟金城银行。抗战初期,孔祥熙尝以六十万元购得福开森路地皮一块(为四明银行所有,原为该银行押品,以九十万元收归行有),面积10余亩(见《旧上海四明银行三寡头》,上海档案信息网)。上海西药界巨擘、华美药房老板徐翔荪亦于1942年于福开森路及北江西路、牯岭路、柳林路、安庆路购买房地产,并特设颂昌公司管理经租业务。

   1939年5月,荣德生不得不于福开森路赁庑而居(确址不详)。

荣德生(1875-1952),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江苏无锡人 

    荣德生自述: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到申不久,即得汉(武汉)电,申四、福五奉命撤退,指定重庆、宝鸡两地,一再电商当局,非拆不可,否则炸毁。于是遵令一部份装渝,一部份迁陕西之宝鸡。在宝圈地四百余亩,迁去纱锭两万枚,布机四百台,粉机约合出粉三千包,电力三千启罗瓦特。运到后,因材料缺乏,装置不易,恐遭日机炸毁,建于窑洞之内,筹备经年,始获完成……战事延长,知一时不能回锡(无锡),在沪所住大楼,电梯上下,至感不便。大、二两儿另居‘萼园’,亦非久常之计,终以合住一处为妥。拟自建住宅,四出觅地,无当意者。八月后,寻到高恩路(今高安路)地,买成四亩余,有‘通和’打样,招标建筑,订定造价八万一千元,限六个月完工,过限议罚。当时地价,每亩连费用合一万四千元。其后到此购地建屋者渐众,地价遂高,余家后来再添三亩许,已涨至二万元矣。当日因战事关系,市面萧条,避难者多抱暂居之想,沿街店面,空屋尚多,物价不涨,生活未高。曾至十六铺一带看看,南市一片焦土,瓦砾遍地,再看闸北亦如此,损失綦重,诚浩劫也……然环顾大局,则战事未能结束,人心日趋险恶,投机操纵,囤购居奇,人欲横流,直道难行。纵有经济长才,亦难展其抱负。事业无法恢复,惟有静待转机,暂对一切世事不闻不问,希望早日和平,重返家乡,安居复业。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 ……时外洋尚通,物价渐涨,汇票日缩,影响国外来货。时局则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战争,引起世界大战,德、意、日联合成轴心国,于是东方战事一时更不易结束……高恩路住宅已动工建造,材料价格较往年高出二倍,砖每万块一百三四十元,木材每尺二角八分,钢筋每吨二百八十元,黄沙每方三十余元,水泥每桶十七元,水木工资每工二元。时米价每石十三四元,鱼、肉、蔬菜未涨。地价已步高,因避难到沪者日众,市房租空,住屋亦满,遂觅空地兴建。此时,投资房地产者,获利倍蓰……时当初夏,屋小人多,欲迁住一处,可照应方便。租得福开森路一宅,五月初搬去。此时原已购得海格路(今华山路)李姓房屋一所,建筑坚固,占地二亩七分六厘,价银九万三千二百元。本拟迁入,因系旧屋恐对病人不利也……平居仍日以收购书画、古籍消遣,人或以余为消极者,实则聊解心事而已。此时,汇票大缩,美金至八元以内,各物大涨,米每担二十三元,面粉十二三元,纱七百元外,五金涨尤甚,建屋作头要求加价,只得允之。所租福开森路寓所,因屋主拟出售,限日迁出,只得将所置海格路屋修理暂住,十月一日搬往,居之甚适,七女喜事即在此处办……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 ……收音机中唱滑稽者痛骂‘米蛀虫’,淋漓尽致,天天讽刺,但唱者自唱,听者自听,人心大坏,廉耻道丧,亦复何用……六月,高恩路新居落成,不久迁入。外观壮丽,然非余所乐住,实犯‘营华屋’之训,左右邻舍亦皆华楼洋屋,否则工部局核不准图样。余家三年中已迁居三次,舍祖屋而弗居,实以战事所致……”(见《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荣德生高恩路宅。今为徐汇区少年宫

    1939年冬,项美丽去沪。邵绡红云:

    在此之前,洵美曾陪她去了一趟香港。去香港的缘由是:前一年写过《欧洲内幕》一文的美国作家John Gunther(约翰·根舍)到中国来了一趟。跟奥登他们一样,他也是由项美丽介绍给洵美认识的。根舍从远东回去后,又写了篇《亚洲内幕》,其中述及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三姊妹。谁知这激怒了宋美龄,说所写的内容不实,有损她们姊妹的形象。项美丽在美国的代理人来信,要她趁自己还在中国之际收集资料,好好写出一本关于宋氏姊妹的书来。这任务可叫项美丽束手无策,因为她根本不认识宋氏姊妹,只是在一个招待会上远远地见到过宋庆龄,也搭不上话。倒是洵美为她解难。原来他认识宋蔼龄,他的五姨妈盛关颐和宋蔼龄是旧识,宋蔼龄原是关颐闺中的英文家庭教师,这么多年,她们一直往来密切,感情甚笃。于是通过这层关系,洵美和项美丽约好了到香港去会见宋蔼龄。那正是敌伪要暗杀洵美的当口,登船前洵美还化了装。旅费是由美国的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的。在香港等待孔夫人(宋蔼龄)接见的日子里,他们跟老朋友——《天下》月刊的一班编辑时常相聚(其中吴经熊后来在台湾任立法院长、国民党资政;温源宁任驻印度大使;全增嘏则后来一直当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任系主任)。那些日子洵美和项美丽常去饮早茶,遇到夏衍,便一起聊天,有时潘汉年也凑过来。晚上则不时去项美丽的英国、美国友人家里一起喝酒。洵美不喜欢那班洋人:他们跳舞,喝得烂醉,他与他们格格不入。只有查尔斯·鲍克瑟还谈得来。洵美认为这位上校知书达礼,有共同语言。

  徐悲鸿作于1925年       等了一个多月孔夫人才约见。孔夫人倒是很欣赏项美丽,愿意为这本The Soong Sisters(《宋氏姊妹》)劝说她的两个妹妹与项美丽合作。她多次在晚间接见项美丽和洵美,还提供了不少家庭生活的资料和照片。孔夫人英语好,无需翻译,洵美就在一旁跟他五姨妈聊家常,或是与他带到孔家去的《天下》那班人在旁聊天,有时候杜月笙也在座。孔夫人的私人秘书周太太(Alice Chow)原本有意要写孔夫人的传记,近水楼台么,作为孔夫人的贴身工作人员,自然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她又是个有心人。可如今半道上窜出个程咬金,让项美丽捷足先登,她心里很不痛快。可是孔夫人愿意,亲自授命这个美国女作家来写,她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从孔夫人的吩咐,很周到地招待和帮助项美丽。   

    他们在香港几乎待了一个秋天。回程时风声不似以前那么紧,洵美已无需再化装了。一到上海,他就赶紧收集旧的报刊上有关宋氏姊妹的资料。项美丽不识中文,自然得靠洵美和王永禄去搜集。洵美把所有资料都译成英文供她写作之用。   

    虽然得到三姊妹的大姐宋蔼龄的首肯使项美丽心定不少,但是她考虑到也必须得到两个妹妹的同意,于是她很郑重、很有礼貌地给她们两位各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意图,征求她们的认可。孙夫人宋庆龄那时就住在上海,但是,给她去的信,犹如石沉大海。隔了很久,远在重庆的蒋夫人宋美龄倒来了回信,她表示同意。许多人都提出要给她写传记,她都一一回绝,因为她打算以后自己写。她的外籍顾问端纳先生在一旁说:“你那么忙,哪里会有时间坐下来写传记呢?有那么多人在想写你们姊妹的故事,迟早总有人会动笔的。你不如让这位项美丽写,还靠得住点。”端纳最终说服了宋美龄。   

    1939年冬,宋蔼龄命项美丽到香港去会面,然后转道去重庆。佩玉怕她在山城受寒,特意让裁缝给她量身缝制了厚厚的丝棉袍子。洵美夫妇商量后,挑出一包首饰,托她带到内地去换钱。项美丽把家托付给伍尔夫先生照管,而后乘轮船启程赴港。送行的有顾苍生、赵家璧和王永禄,洵美送了一只花篮状的巧克力栗子蛋糕。   

    到了香港,宋蔼龄着人安排她乘坐飞机去重庆,还隐姓埋名,将机票上的姓名改成“王太太”。在重庆,她得到宋美龄的同意,不时去采访她,或是在她有活动时,跟随在侧。第二年3月,宋美龄去香港治牙,项美丽在重庆无所事事,也回到香港。在香港也闲得无聊,便决定回上海。和温源宁告别之后,项美丽写了封信托周太太转交孔夫人。正当她进了船舱,在等待轮船启航时,孔夫人的秘书周太太气喘吁吁地赶来,叫她马上去见孔夫人。

    这时,三姐妹都在孔府,不少记者在那里采访、拍照,热闹非凡。孔夫人在后房接见项美丽。她曾经对项美丽说过:“在上海打仗时,你帮了邵家很大的忙,全家都感激你。”这次她说:“你以为他们少了你不行吗?”“……邵先生或许不是存心哄骗你……到头来你会恨我们所有的人……我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你会毫不抱怨地离开中国,可是你会痛苦……”“我不希望会这样,现在为时还不晚,原谅我的干预,我是为你好,别回上海了。好好想想!我想你已经想过……。”项美丽确实自己也想过的。接着孔夫人说:“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别告诉任何人。我们几个全要去重庆。”这真是个大好机会! 

        项美丽便着手结束上海的家,回重庆继续她的工作。宋氏三姊妹共聚重庆。那时,外界纷纷传说,孙夫人和蒋夫人因政见不同而不和,不相往来,其实,她们姊妹感情极好,两个妹妹都听大姊的话。三姊妹在重庆时常一起活动。项美丽破例获得允许,可以不时跟在她们身旁,观察她们的生活和活动。姊妹三人共同对外广播,向国际寻求援助;同去医院慰问伤兵;同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参观……项美丽在旁观察记录。两个姊姊离开重庆之后,项美丽仍留在重庆,宋美龄去女校演讲等活动,她都不放过采访的机会。这时宋美龄对她渐起好感,时常抽空召她去总统官邸长谈。记者们跟她开玩笑,称宋美龄为“你的夫人”。她也会有机会遇见蒋介石,但他从不参与她们的谈话。有一次,她一进门,正见蒋介石在座。蒋介石口齿不清地跟她打了个招呼就起身离开房间。原来他没戴上假牙。

    在重庆的各国记者都聚居在招待所里。当时重庆的生活相当困苦。回国的外国记者往往会把他们剩下的生活用品和食品赠送给留下的人,甚至还有人拾取别人用过的牙刷,可见物资匮乏的程度。这班外国记者大多从上海来,他们觉得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真有天壤之别。但是为了抢先采访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在“陪都”的政治活动,他们甘愿受苦。政府从南京撤退迁到重庆,政府各部门,政界要人和各国使、领馆、银行、商界人士等挤在这小小的山城。这里当然是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重庆天天拉警报,人们一天几次躲进防空洞。生活失去规律,更遑论静心写作,然而项美丽是个能够在闹中取静、处惊不乱的人,等紧急警报响起,她才把稿纸塞进拎包,提起打字机跟着别人钻进就近的防空洞。有一次,警报解除后回家,见他们住的楼房给炸掉了一半,她只好另觅住处。幸好江对岸没有政府部门和紧要设施,不是日机轰炸的目标,一般外国银行行长和阔佬都迁到那里栖身。项美丽有个朋友在那里为她留了一席之地。由于工作,她必须白天过江到彼岸去,黄昏再乘渡船回来。一天黄昏,正当她登船之际,日机突然来袭,急得她不知所措,幸得一位当地百姓拉她一把,挤上了船,渡船飞快地驶到对岸,才躲过了一难。这一天,是轰炸得最猛烈的一次。又一次她约好去访宋美龄,不慎一脚踩进了炸弹坑,雨后坑里积水,弄得她满身泥污,来不及回去更衣就到总统官邸去,她不能失约于蒋夫人啊!有一次连总统官邸也给炸去了一角,幸好前一天蒋介石夫妇已搬到一个隐蔽的山林间居住了。项美丽便坐了滑竿去采访。最最要命的一次是:警报响起,她慌忙收拾了手边的东西跑进防空洞,等警报解除,等她回到住处,发现自己两手空空,那只装满手稿的拎包竟没有带回来。她急忙回防空洞去找,却遍寻不着,急得她团团转。这可怎么好?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稿子丢了是无法弥补的了!朋友们都为她惋惜。幸好,外事办公处的人给她找回了那只拎包。原来她慌忙中钻进的是另外一个防空洞。她紧紧抱着那叠稿子,喜出望外!要知道这些可是宝贝啊!就是在日机狂轰滥炸,硝烟弥漫,动荡不安之中,项美丽写完了那本纽约期待的著作。1941年,崭新的书,The Soong Sisters寄到了重庆。正当她喜气洋洋想把书送去给宋美龄看的时候,无意中翻转那本书,却吓出了一身汗。原来书背后特地印制的那个凹凸的中国字“宋”,给上下印颠倒了!外国人不识中国字。幸而识中文不多的项美丽认得这个“宋”字。把人家的姓颠倒写,在中国可是一种侮辱,大不敬之举,尤其是对这三位重要的姓宋的人来说可是犯大罪的!她赶紧连夜发电报,叫出版社重印。等拿到那本“宋”字印正了的版本,她才敢送到传记主人面前。这本书的前言里首先提到“感谢邵洵美为我收集资料并译成英文供我写作……”等语。文后的附录里有宋氏姊妹对外广播的英文稿。前面是“宋氏姊妹对美广播—— 1940年4月18日在重庆”,先后由“孙逸仙夫人”、“H.H.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广播,后面是孔夫人从上海发出的三次对外广播的英文稿。

          完成了这本书之后,项美丽回到香港,她还不想回美国。那个时候,查尔斯·鲍克瑟早已和妻子分居,他妻子到国外去了,但僵持着没有办离婚手续。这两年查尔斯常给远在重庆的项美丽写信,而今她逗留在港,更是受到查尔斯的关怀,两人感情日臻亲密。项美丽依然不能忘记她的宠物。离沪前那只母猿病故,还是佩玉助她安葬的。在重庆时她还写信给洵美,催他再买只母猿与“密尔斯”配对。回到香港闲来无事,她又托人把“密尔斯”带到香港去。直到她怀上了查尔斯的孩子,才忍痛把那只长臂猿送给朋友。就在她生下女儿Carola(卡洛拉)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项美丽这才和洵美断了音讯。(见《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9年,陶玄去沪赴川,世界学校校董会议决,由陶觉接任校长。时觉夫刘祖禹(1936年与觉成婚)调赴广东梅县(一去十二载,音耗全无),觉非特须鞠育其女陶寅(诞育止九月),犹须侍奉二亲,故负担至重。然觉含辛忍苦,弥自刻厉,百计为之营谋,迄抗战胜利其姊归来。

    陶觉日记载:“虎(陶寅之昵称)九个月时,铸九(其夫)便离沪去广东,我真傻,那时为何不抱着孩子和他同去?我还是舍不得爸爸妈妈和姐姐,这造成了我终生的痛苦,我把一切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见《激情岁月——我的回忆录》,陶寅著)。


   陶觉(1905-1994),字仲喆。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嗣赴安庆,任教于省立第一女中。1936年世界学校成立后到沪,于是校执教席。觉性朗达,尤明慧多才,于学无所不窥,颇以学业名于时。  
陶觉将陶寅学步,摄于世纪30年代末

    陶玄登途前,与陶觉彻夜倾叙:

    是夕,陶觉方披诵,闻门外履声橐橐,起视,陶玄推扉入,笑曰:“勤读哉!”答曰:“为人师者,岂可草草。”因摄书置案上,问曰:“爹妈睡乎?”玄曰:“睡既久矣。”乃坐,相顾遂无语。移时,玄曰:“妹默不一言,岂欲沾巾哉?”曰:“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玄曰:“何思?”曰:“姊不日西发,学校将焉所托?”玄曰:“一赖妹耳!”曰:“姊学识之博、才思之秀,妹不逮甚,苟有不谐,奈何?”玄曰:“世事方艰,职统者责重,我岂不知之?妹忠志无疵,好学饬行,当不负众望矣。”曰:“今租界之外,悉为寇据,吾等居此尺寸,虽得安堵,其能久乎?又念姊此一去者,渺无归期,妹有难事,焉得睹姊面而诉之哉?”玄移坐近觉,曰:“夫倭奴者,强对也。然淞沪一战,既挫其锋。此后数战,亦屡弱其势。况中国尚有半壁江山,更有四万万守义不辱之同胞。今既协规同力,苟持久战之,安知不得抗祸难、翦凶寇哉?” 又指其院,慨然曰:“妹不闻乎?庭树萧萧,犹作怒声。我不能擐甲持兵,于女界奔走呼号可也。”已,抚觉手,曰:“妹在是,我往彼,皆救亡图存也,纵使风烟阻绝,心无离违,何沈吟若是!”复熟视觉曰:“妹固知,‘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今一揆。倭焰愈张,其亡不愈速乎?觉俛首不语,少顷,叹息曰:“妹虑事不远,以此惭姊。尔后校中诸事,必殚竭智虑,和衷商榷,务使妥洽而后已。”曰:“善!”觉曰:“至于爹妈,妹自善事之。”曰:“寅儿者,美秀而文,我甚爱之,掌上明珠不啻也。”觉曰:“妹一意抚之,俾成立也。”玄笑曰:“我无忧矣。”因复共倾谈,坐以达曙。


左起:陶觉、陶寅、陶玄,摄于1939年

    嗣陶玄掉臂而西。

    1940年,陶玄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女青年处处长。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规定,“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力求抗战建国之成功,力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力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宗旨为“团结并训练革命青年,实现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时为蒋介石。7月9日北伐誓师纪念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汉正式筹备。干事会下设有七个处:书记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经济处、总务处。1939年1月,中央团部随国民政府由武汉移于重庆。9月1日,团中央干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增设临时中央监察会。1940年4月11日第一次中央干监联席会决议于干事会增设女青年处(目的在于使女青年除追求学问外,不忘在课余服务社会,明了妇女特有责任;且能力行三民主义,坚定信仰,发挥抗战力量。组织上设处长一人,下设指导、考核、生活教育辅导三组。主要职责为指导工厂学校内妇女团体组训工作,提高一般女青年之文化水准,以及女青年升学就业等事宜)。6月24日,该处正式成立,陶玄任处长。(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

    同年,陶玄预筹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事。是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谢循初为筹备主任,齐国樑、陶玄为筹备委员,以筹建该院。经呈准院址设于四川江津白沙镇。8月1日购定白沙镇南新桥地基,兴建校舍,9月2日该院正式成立,聘谢初循为院长。该院为四年制本科,初设教育、国文、史地、理化、外语、音乐、家政七学系及体育专修科。1941年增设附属小学,大学部增设数学系及初级国文科(后改称国文专修科)。1942年2月奉令接收国立十七中女子分校,改为附属中学。1943年8月改组附中分校为附属师范学校。1944年4月增设家政系实验婴儿院。(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三部分第四期,江苏人民出版社)


  自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中国便无专设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机构,故该院乃彼时中国惟一最高女子学府。

校舍


校址俯瞰
    同年,陶玄任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名誉理事。是年1月17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成立。其宗旨为:协同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先进妇女,帮助政府迅速实施宪政,并要求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法律上、社会生活上,保证予全国妇女以真正平等之地位和一切民主权利,以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其工作为:召集各种妇女群众会议,广泛宣传解释实施宪政对全国妇女之重要意义,发动并组织各阶层妇女群众参加宪玫运动;研究宪政有关妇女之问题及各国宪政运动之历史,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经常介绍,必要时由该会刊行各种小册子作专门之研究;反映各阶层妇女对宪政之意见与要求;与全国各地妇女界宪政团体及各界宪政促进团体联系,号召与推动各地成立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等。该会为理事会制。理事任期一年。理事会内设立常务理事会,组织、处理一切日常会务。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研究委员会。凡赞成该会宗旨,不分党派、信仰、职业教育,均可为该会会员。个人会员须经该会会员一人介绍,团体会员由其机关团体申请,经常务理事会通过,皆为该会会员。大会通过致宋庆龄、何香凝的贺信,并拥戴宋为该会名誉理事。

    名誉理事有宋庆龄、何香凝、宋美龄、李德全、崔建华、郭德洁、邱毓芳、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史良、陶玄等凡五十八人。理事会人员有丁玲、张子余、李祥贞、叶群、朱琏、郭靖、林沙、苏灵扬、李丽莲、杨达、江青、朱仲丽等凡四十七人。(见《陕西省志》第六十二卷第三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陶玄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3年4月至1946年9月任三青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候补监察。

    1943年春,陶玄预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渝召开)。

    史载:为使全国代表大会积极筹备起见,经于1942年12月1日,正式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计先后召开筹备委员会九次,提案审查会四次。

    筹备工作完成,1943年3月27日即开始报到,于是本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于本年3月29日上午十时在本团干部训练班举行隆重开幕典礼,团长(蒋介石)亲莅主持,到有各部会长官及本团指导员,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干事,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监察,列席中央候补干事、候补监察,中央团部各处室处长、主任,各地支团主任及出席代表等二百五十八人。团长莅临时,全场一致起立,欢呼万岁达数分钟之久。团长即席领导行礼,并致训词。

    30日上午八时,大会举行预备会议,由中央干事会张书记长治中主席。首由大会康秘书长报告此次大会应出席人数为四百三十七人,实到三百二十五人,已超过规定人数。大会通过由张治中、陈立夫、段锡朋、张厉生、贺衷寒、谷正纲、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李树森、王文俊、赵仲容、蒋经国、陶玄、张伯谨、陈雪屏、何义钧等十七同志为大会主席团。最后由大会项副秘书长宣读大会议事规则,鼓掌散会。休息二十分钟后,于九时三十分,举行第一次大会,由中央监察会王书记世杰主席,宣读提案审查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决议案整理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各委员名单,及增设工作报告审查委员会经过与名单,当场分别通过追认。次由中央干事会训练处倪处长文亚报告训练工作,宣传处洪处长璀钊报告宣传工作,并分别解答代表所提出之询问案,大会于正午十二时休会。下午三时,由张书记长讲团内外形势分析。四时举行座谈会。暨分组举行第一次提案审査委员会,审査提案。

    第二次大会于31日上午八时热烈举行,先后由朱家铧、王文俊主席,由中央干事会康处长泽、项处长定荣、程主任思远、倪兼主任文亚先后报告组织处、秘书处、视导室及编审室工作,视导室工作报告后,各干事代表提出询问案甚多,除分别由各该主管单位作答外,其有关整个干事会之问题,且由张书记长恳切作名,各代表报以热烈之鼓掌达六七次之多, 大会情绪较一次大会尤为紧张热烈。

    4月5日上午九时,大会代表为向林(林森)主席表示敬意,特推选李国俊同志等七十二人由张书记长亲自率领诣国府礼堂觐见致敬。汽车驶至国府门前,代表鱼贯进至礼堂,典礼官发立正口令,全体肃立,主席自左门莅临,神采奕奕,全体代表向主席行三鞠躬礼,张书记长治中恭读献词,词毕,主席训词,对各代表远道辛劳,备致慰勉。并谓本党革命迄未完成,诸待青年继起努力,青年纯洁如纸,领导应善加爱护,使纳正轨,以培养其至大至刚、不屈不挠之气。

    末大会允准其宣言(张治中主持起草),其辞云:

    “……我们认为民众如散沙,青年如水泥,国家如大厦。我们应该深入民间,凝结我们全国同胞为坚实的柱石,以支持此民族生命所托庇的大厦。我们认为国家如机器,青年如燃料、如零件。我们愿意做煤,粉身碎骨,拿我们的热力来发动此机器。我们愿意为最小的零件,终年劳动,不锈不腐,发挥力量,以成就此机器之伟大的工作。我们更认为今日中国如在惊涛骇浪中鼓棹向万里长途的一只巨船,而我们青年应该作千辛万苦推拽前进的舵工和纤手。我们要用血洗清我们国家的耻辱,要用汗来建造我们民族的前途。我们要尽责任而不争事权,我们要创事业而不争名利。我们要认识我们革命环境还有许多障碍,我们更承认我们建国事业,必会遇到重重的荆棘。我们不但不怕危险,而且要迎接危险!不但不怕困难,而且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的工作愈是危险,要愈能戒惧;愈是艰难,要愈能谨慎。唯有以戒慎恐惧的态度,抱坚定不移的决心,总能保证我们的成功。我们已领受团长的指导,我们已具有达到成功的勇气与自信。我们遵照团长的指示,根据工作的需要,已经分别议定了具体方案,并以最大的决心,实践力行,贯彻到底。然而我们的任务异常重要,目标亦异常远大。我们更希望全国青年人人具有这一份勇气与自信,共同参加这一个千载一时的伟大工作。全中国男女青年们,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的国民,做民族历史和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做我们领袖领导下革命建国的干部。

    “瞻望锦绣河山,怀念祖宗基业,追念殉国难同志同胞的无数英灵,省察我们青年所负的责任,我们不独自己黾勉,更唤召我们同年龄同志节的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化热情为毅力,化孤立为团结,和我们携手奋斗,共同迈进,追随我们领袖的导引,服从我们领袖的命令……”(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

    同年春,陶玄创办国立清溪农业职业学校。校址设四川犍为县清溪镇,玄任校长。


陶玄(右)策马于犍为山道

    学校由国民政府统辖,学生入学付保金,衣食悉公费。嗣改行奖学金制:名列前十六者公费,十七至三十二者减半,自三十三者以后自费。有田六、七十亩,学生半日习业,半日种植。

    学校初设三年制初级农科一班,秋后招高、初级农科各一班。1944年招三年制高农科一班、初农科二班,1945年招三年制高农科及四年制初农科各一班,1946年招三年制高农及四年制初农各一班,1947年招三年制高农科一班。

    先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召陶玄议事,既入厅事,乃延诸上座,颜色和霁,谓玄曰:“吾有一事,陶委员肯为力乎?”曰:“部长谕教,固愿闻也。”夫曰:“部既议决,拟于犍为清溪镇设一农业职业学校,知尔锐情教习,欲聘尔为校长,可乎?”玄笑弗答。复曰:“向者谢先生办学,尔赞决诸务,精练明敏,执辔有余,窃见能称是任者,惟尔也。”曰:“夫兴黉舍者,乃我之职也,纵有微劳,亦赖众人之力耳,岂敢专美哉?”继曰:“今生未尝为士卒,憾甚。苟得职一军校,缮甲兵,募悍勇,异日百里趋战,以抗敌锋……”言未终,夫遽曰:“尔固知矣,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委员长岂少一执戟之士乎!况倭势虽盛,终有亡时,吾等自当先奠根本,以图久长。”笑曰:“夫庠敩之事,亦为急务,我岂不知耶?惟寇戎未灭,故恒念之。”夫大笑,曰:“吾既请得开办之资,且丰尔之給,幸勿见辞。”曰:“敬受命,愿闻余教。”夫悦甚,曰:“事若济,功等守土。倘有疎虞,吾执其咎。希即行其事,无缓顷刻。”曰:“部长何急为?”夫曰:“不能急吾之急,安请尔也。”玄投袂起,曰:“不久当有捷音耳。”夫抚案动容,曰:“然,吾不食言。”

    既受命,陶玄倍道而行,及至,日勤不怠。时黉宇未立,适闻镇东有三教寺,废置有年,遽往观之,见茂林修竹,一寺嵬然,入,则神象圮坏,悬蛛错缀,喜甚,曰:“我得之矣!”旋集绅耆,召圬工,略以学校规制缮葺之,暇辄至其所,指授方略,且躬亲畚筑,时加拊循,工忘其劳,以故趋事者益众,旬月工竣,有讲堂、吟庐、厨舍等,虽卑朴,足以蔽风雨矣;教员不敷,乃延纳四方英杰,凡应者,皆推诚而敬亲之,卒得四十余辈,有汉、回、藏、满、蒙五族,时戏谓“五族共和”,随材任使,甘苦共之,若昆弟然;桌椅无所出,聚众而谋曰:“今强虏未殄,国用方匮,故当少动公帑。”众曰:“何以为计?”曰:“此间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围木,可斫而为之,又何害焉!”众曰:“宜哉!”复曰:“旦日有从我者乎?”纷然相许,爰率师生以赴之,乡邻闻知,亦响应风从,寻得备焉;电未得通,数策马行二十里许,至县署请之,又劝输开明人士,曰:“输不必钱,出米、布及他物者听。凡我同心,并宜响应。”且自捐三月薪俸,于是捐者麇集,倾囊不惜,止数日,足,累月,电通焉,是夕,校中各室,光明洞彻,一镇老幼,咸来争睹,厥后是镇得电灯矣;耳有不许其女入学者,辄一一踵门,善言婉劝,反复譬解,屡挫而气不折,谓曰:“盖世道既变,百业之中,多有不为男子所专者也,稼事亦然。况一乡之田,吾所衣食,倘以科学之法为之,裕家足国,一举兼得,何为不许哉?”又询疾苦,倘有急难,极力周恤,其人感悦,遂许焉。

    相传,学校有校歌,云:“屏山巍巍,马河潺潺。这是推进边疆教育的基地,这是边地青年的乐园。寺庙改教室,乱冢变农场,我们以辛勤结成美果,谁能再相信知易行难!要培养农夫般的身手,要培养成科学家的头脑。同学们大家起来,开发祖国的边疆!”

犍为清溪古镇。时国立清溪农业职业学校设是镇三教寺(今不存)       1945年3月,宋美龄临清溪。是日,春风淡荡,午后,龄乘车至,有缙绅数者尽礼相迓,闾里观者如堵。既入镇公所,龄谓众曰:“若何不见陶先生哉?”乡吏曰:“尚教习也。”曰:“吾欲晤之。”遂往。俄迫三教寺,闻诵声锵然,顾众曰:“尔等姑候于是。”径入,历数室,至一窗止,侧身窗畔,谛视之。玄方讲论书籍,望之俨然,学子十数辈列坐,视玄,倾耳听之。移时,课毕,玄与数学子出,龄前曰:“尝闻陶先生授业有方,向未之见,今亲睹矣。”玄见之,乃大惊,遽为礼,曰:“夫人今临,不遑来迎,愧惕惭惧,不知所失。”龄乃挈玄手,笑曰:“吾不尔罪,毋惧也!”玄亦笑曰:“我得安矣。”龄曰:“恒思陶先生率学子植桑麻于野,风鬟雾鬓,所不忍视。然今睹尔容,一如畴昔,惟略见憔悴耳。”曰:“夫人亦劳甚。”龄爰致意诸生,挽玄臂,偕众返所。听览政事讫,与玄偶坐,询曰:“今诸生中女子几何?”曰:“什之三四。”龄冁然曰:“吾女界得有农学家矣,善哉!“玄指窗外,曰:“夫人得见是田乎?曩为寺田,盖久不治之,竟为蓁薮冢域,今则为试验田矣。”龄复称善。玄继曰:“前岁亢旱,田种所收,十不存一。去岁则大穰,四乡咸羡之。因告乡邻,但有隙地,皆垦之,且授以种植法。今百里之内,桑麻蔽野,倘风雨时若,田出自倍,丰岁可期。”龄叹曰:“此非‘鲁有泮林,鸟革其音’乎!”曰:“地有西东,民无二心。喻之以理,化之以德,不因乎地也。”龄曰:“陶先生尽心若是,州闾之福也。”叙谈间,返照既残,龄且去,于是与玄闲步马边河,乡吏蹑其后。时天色晦冥,少刻,忽天色明霁,星月皎然。龄抚玄肩,曰:“今日相晤,心甚快之,不知日之暮。”复嘱曰:“苟有缓急,即告吾。”曰:“我有一愿。”龄曰:“可得闻乎?”曰:“俟氛沴消荡,天下清夷,当广纳学生,另营学舍,以弘是校。并稽考古制,崇饰寺貌,复为四民祈福之所。”龄嘉曰:“陶先生计深远也。”曰:“惟期朝夕之间,克弭倭患。”龄笑曰:“何患!雪霜之后,必有阳春,子姑待之。”

     抗战初期,沪租界华人喜览《华美晨报》、《文汇报》、《导报》。时“孤岛”宣传抗日救国之中文报者,止此三家耳。(摄于1938年5月)。

     郑振铎等一批文化人坚守“孤岛”,为抗战服务。该照为1936年郑振铎(右二)与开明书店编辑靳以(右三)、《大公报》记者肖乾(右一)等于其宿舍楼前合影。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右一)及《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右三)在抗日前线采访         1939年2月,电影《木兰从军》(由华成影片公司出品)在沪光大戏院上映,且连映三月,场场爆满。该片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余省三摄影,陈云裳、梅熹、黄耐霜、刘继群主演。片中有一插曲,曰:“太阳一出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娘家。”   “孤岛影后”陈云裳

    上海沦陷后,崔竹溪率上海图书学校学生往赴贵阳。萨空了述曰:

    “这是我第一次到贵阳(时1939年),未到贵阳前我知道留在贵阳的熟朋友有三个人,一个是在大学教书的谢六逸兄。上海《立报》时代,六逸担任着文艺副刊《言林》的编辑,同时在复旦大学做新闻系主任……第二个是崔竹溪兄,他在上海时是李石曾先生的秘书,又是上海图书学校的校长,一个最富苦干精神的朋友。第三个朋友是徐作愚兄,他是北平戏剧学校的教务长,后来又和竹溪在一起作上海图书学校的教务长。上海陷落,我听说竹溪、作愚率领着图书学校一批同学来到贵阳,创办了贵州印刷所。贵阳的贵州晨报(社长是严谔声兄的兄弟严慎予)就由这个印刷所承印。《贵州晨报》社址在贵阳的中心市区大什字,于是我最先去访竹溪、作愚,同时游贵阳大什字……在贵州印刷所找到了竹溪、作愚还有他们的一批同学。上海图书学校的后一个时期,采取了类似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办法,训练同学学习印刷,所以他们到贵阳能够立即办起来一个印刷所,尤其难能的是所办的印刷所,还能保持着学校的精神。竹溪作愚领我参观了他们的设备,这原是一座庙宇,如今变成了他们的变成了他们的所址。据竹溪说,贵阳曾经一次大炸,大什字附近五十八条街全被炸平,这个印刷所和省府都是在万一的机会下幸免炸毁的!不过印刷所内还曾中了二个弹,一个大的未炸才得保全……在贵阳留了三天,竹溪差不多整整陪了我三天,我看过那被敌机炸毁的五十八条街,听到了一个邮局职员全家大小完全炸死的惨剧。同时也看到了贵阳民众在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胼手胝足,继续苦斗的精神。”(见其著《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率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各院,于南京鸡鸣寺(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宁远楼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政府成立。其口号为“和平反共建国”(“国旗”上方有一黄色长三角形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 。汪沐猴而冠,自任伪政府代理主席(虚“席”以待年高德劭、远在重庆之国府主席林森,同年11月29日真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郑重声明日寇所制造、控制之南京汪伪政权完全无效,并明令通缉买国降敌汉奸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赵正平、赵毓松、任援道、王克敏、陈玉铭、何化人、江朝宗、高冠吾、张韬等七十七人。

    4月26日,汪伪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汪精卫作就职演说   左三为汪精卫,左二为陈公博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租界。所至纵横,如蹈无人之境。上海尽陷矣。

    是日,郑振铎在暨大上了最后一课: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上海历史名人 濃縮了上海近代百年歷史的“名人路”——武康路(八)【圖文】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见其著《蛰居散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发布声明,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归还东交民巷使馆区、上海法国专管租界等行政管理权。

    1943年7月22日,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夏颂、马杰礼与汪伪代表夏奇峰签订《交还上海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定于在交还公共租界的前两天正式交还法租界。同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决,特遣陈公博为“接收”上海法租界委员,24日,遣伪审计部长兼接收法租界委员会首席委员夏奇峰监视上海法租界“接收”事宜。26日,陈公博致函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马杰礼,并附《接收法租界办法》。29日,公董局发布最后一号公报,宣布该局所属机构即日起停止办公。30日上午,在原公董局礼堂举行“接收”仪式。汪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审计部长夏奇峰及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兼公董局总董马杰礼等出席。汪伪宣布将法租界改为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嵩山路捕房改为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陈公博兼任第八区区长与第三警察局局长。

    是年,福开森路由汪伪更名武康路。

        同年,周佛海迁居是宅。

    郑振铎云:

    “正门(郑居处)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见其著《蛰居散记》,福建人民出版社)

      野史氏曰:周佛海乃一善变之人。周从信仰共产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中共创始人之一到蒋介石之亲党、汪伪之股肱、上海行动总指挥;从革命者到卖国巨奸,其变心易虑、朝秦暮楚,现代史中殆无可比者。斯言信矣。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

    龚选舞(尝任《中央日报》记者)述曰:

    “抗战前夕,周某在国民党内虽已挣出了头,但是在他和极峰之间,总还有那么一个人挡在前面,他出版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由是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但是在他的头上,还有着戴传贤这位顶尖第一的大权威;在党最大派系CC中,他被人目为最佳干才,但上面也还有着开基主派的二陈(果夫、立夫)兄弟;在最高领袖幕僚组织里,他能文而有谋略,可是蒋氏最听信的还是忠心耿耿、心无旁骛的陈布雷。

  周佛海(后排右三)与国民党要人,摄于上世纪30年代       “恰于此时,他发现在国民党内素有亲日倾向的汪精卫,与他所倡对日低调合弦,资历最高而屈居蒋下的汪更有别树一帜意图,于是乃纠合梅思平、陶希圣之流,奔走汪门。进陈与日密谋和议、另立炉灶之计,果然一拍即合,遂有一九三八年底汪某出走河内,响应日相近卫声明,并从而组织伪府、出卖国家之举。”(见《龚选舞回忆录:一九四九年国府垮台前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周佛海摄于汪伪政府成立时
   “还都”典礼次日,周佛海日记载:“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继于5月3日云:“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周佛海素以高情逸态示人,然于“中储券”之争斗中,则一显酷虐之相。

    “中储券”又谓“宁钞”,系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钞,流通于宁、沪、苏、浙、皖、赣、鄂、粤等地沦陷区。汪伪政府成立前,沦陷区币制大体未变,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及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发行之货币。

    汪伪“还都”后,即于5月1日颁《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委财政部长周佛海兼筹委会主席,以筹建伪银行。继据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名之“中央储备银行”,以示其不违法统,并自日方借“自由日元”(可随时兑成外汇之老头票)一万万元充作资本。

    12月20日,周佛海公布《整理货币暂行办法》,并发布谈话:“本部当还都之初,对于维持币值,安定金融,曾郑重宣言,昭示国人。旋即呈请组织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数月以来,竭虑殚精,积极规划,所有基金准备、营业方针、内部设置以及钞票发行等一切事宜,一一筹备就绪,根据二十六年三月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原案,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兹定于三十年一月六日在首都正式成立,开始营业,并于重要都会分期设立分行,以资发展。所发钞券概为法币,举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行使。且为使金融市场不生动摇,人民资产得以保障起见,关于现在流通之各种旧法币,暂准与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之法币等价流通,然后徐图调整,设法统一。万一渝方发行数量益趋膨胀,币值日益跌落,以致扰乱市场,影响民生,本部已准备有效办法,届时实施,以期健全。至日本军用票,为事变继续中之特殊事态,新法币当与之为相互充分之协力,使得各完成其所负之使命。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为华北金融之重心,亦必力谋其健全发展,联银券之流通区域当暂维现状。华兴商业银行则取消其发行权,使之专门从事于国际贸易、金融及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此后经济发展,国库充裕,以至社会繁荣,国际信仰,当悉赖此中央储备银行为权舆。新币发行,一切均从审慎,裕国便民,可操左券,深望各界人士共体斯旨,多方协助,使新币之流通畅行无阻,民众之生活早趋安定,解除痛苦,同登春台,此则政府所昕夕殷殷期望者也。”(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十七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41年1月6日,伪中储行总行于南京中山东路1号成立,周佛海任总裁。继于1月15日,设分行于沪外滩15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旧址,1月20日开张。故其总行止名义耳。

    3月,汪伪颁《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故意妨害新法币之流通或破坏其信用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拒绝使用新法币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凡银行、银号、钱庄、典当及其他公司行号有前条规定情形者,除犯人依条治罪外,并吊销其营业执照。凡公私团体、军民人等,知有前条犯罪情形者,应立即报请当地警察机关逮捕,移送法院讯办。


伪中储行发行的货币——“中储券”       汪伪又遣人贴标语,撒传单,四处鼓吹鸣聒,以为声势。然沪上民众颇不屑,更有弃传单于地而践之者。上海银行钱业公会议决:断不与伪中储行往来;全市大小商店亦皆拒收“中储券”。周佛海闻知,殊不惬志,乃命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着人往各大公司、商店,出“中储券”索物,倘有不纳者,则枪指其额。汪伪特工总部犹投信于银行、钱庄之较大者,恫以危词。“中储券”因浸渐行矣。

    重庆方面自有不甘,遂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力击之——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务杀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于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2月20日,以手榴弹袭该分行,逾月,杀分行设计科长楼侗。寻分行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悉得诛锄。于是,分行门前客踪几绝,行员则心胆俱坠,百方避匿,殆无敢就死地者。

    周佛海闻之益怒,亟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名,命李士群以牙还牙。故自楼侗被杀当夕始,汪伪特工总部在沪制造数起血案。

    3月21日夜半,汪伪特工总部二特务潜至霞飞路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10号(今淮海中路1414弄内)江苏省农民银行宿舍。十一时十分,侍役忽闻叩门甚急,启视之,有二人自谓巡捕房警务,欲行搜查。侍役见来者类警,且执枪械,故任其径升三楼。时行员既寝,乃入室,厉声呵曰:尔等一律下楼待查。少间,有行员二十余众至二楼立候,皆莫敢息。又命分曹以列。既列,不与一言,出枪遽射,发弹五十余,致褚化龙、樊端成、薛玉珊、张绍尘、范静江立毙,王习深死于广慈医院,张谢声、程修明、李亚文、沈永柞重伤,余者轻伤,止一人脱。射罢,匆猝下楼,登车而遁。嗣侍役电告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捕房即遣中西探捕前往兜拿,然凶手已渺,自无所获。

    3月22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特务数十者径抵极司非尔路96号(今万航渡路623弄)中国银行职员宿舍——中行别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41年4月16日报告云:

    “三月二十二日黎明,敝处突接极司非而路本行宿舍管理员李方琦电话报称:邻近同路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在深夜一、二时派同大批武装人员前来宿舍挨户搜捕,入睡本行职员多有未及衣履加铐拽去,先后三批,至二十二日晨共被捕去职员及子弟等一百二十八人等情。惊悉之下,恐皇万分,又未识其遭捕原因,敝处立即四出探听,一面以简电陈报在案。当时传有因中央储备银行人员迭遇袭击,故捕质我行职员以为报复之说,变起仓猝,莫辨究竟。而距当日营业开始时间即在片刻,遽少百余人之办事人手,且其中各股主任、副主任及各办事处主任等占九人之多,一时确属无从措置。”

    “二十二日之对外营业虽放胆度过,而内部情形受行内行外之惊变惨剧、人心皇皇。而被捕各员之家属,慑急悲虑,环求营救。敝即一面加以宽慰,一面立寻营救途径。势殆事急不容片延,惟有分向各方恳切呼吁解此倒悬。廿三日为星期日,对外照例休业,对内已嘱居外备员仍行全体到行,并分配工作,调整职务,并将所有重要职务分别遴员代理,以为应变时期之急切布置。是日,各报均已登载此项惊人消息,而中华日报等并正式宣布此次逮捕本行职员之原因。敝处当将其宣布经过及被捕同人姓名暨事后职务之分配另电陈报钧察。是日,并悉交行亦有职员两人、中农一人被捕。因之,人心益觉恐慌,默察此变似尚在紧张发展之中。本行全体员生于此艰危之会,均能体念行团,休戚与共,不因大批同人之被羁而气馁,不因处境险窘而畏缩,均能听命按照支配之职务,次日到行办事,殊堪嘉尚。”

    “至于营救经过,觇得英、美人士,一般之舆论,均认为应须力谋上海秩序之安宁,停止恐怖事件之发生为根本,亦即为此次营救同人之必具条件。英、美商会连日开会,决定分向我政府,以及宁方呼吁,市商会、银钱业公会等五团体亦经联名电渝,吁请以安定市面为前提,消弭动荡。几经两周以上之时期及各方面之呼吁,始于本月八日由原逮捕之特务机关,将本行员生一百十四人(其他十余人系被认为嫌疑者,已先期各别保释)、交行二人、中农一人均予保释。惟须挽请商铺保证,仍居原处,随传随到,此项保证不得已由敝处分请与本行向有交谊之公司、商号代为盖章具保。另由敝处具函各公司、商号,承认担负将来之损失责任。至是晚八时,将手续办竣,全部各员生安返宿舍。计被羁十八天,轩然大波至此得告一段落。”(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佛海日记载:“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八时起。连接沪电:昨晚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盖沪同志接余电立即反攻也。阅电后,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见《周佛海日记》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月24日,汪伪特工总部再袭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设办事处二:一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内,一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02号美商中国汽车公司楼上。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1941年4月2日报告云: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五十分,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内,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突发生炸弹爆发案。查于同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许,有一身穿绿色邮差衣服者之男子一人,乘坐自行车,后装五洲肥皂箱一只,在该行门口下车后,即将其箱搬入行内,置放柜台上,并在身畔取出邮局之回单一纸,请该行加盖收件回单图章,事毕该送件之邮差,即返身出外,乘其原车而去。但该行职员因收此种物件,事属平常,故将其置放办事处角边,不疑有他,但经过五分钟时间,该箱内突然冒烟,众料必有所异,故立即报告看门之俄国司阍捕,不料该捕即在身畔拨出手枪,对箱开放一枪,顿时轰然爆炸,而该捕即知肇事,逃逸无踪,而炸弹被击炸开,致将该行职员事务课主任陈宗光,杭州人,及信差华宝林,绍兴人;季阿三,通州人;张士奎,海门人;郑广才,扬州人;电灯匠单阿来之妻单邱氏等,当场被炸受伤。尚有逸园跑狗场之西崽舒全福,适因事经该行门口,亦被炸受伤。事后法捕房得报,立派中西探捕驰往,但无所获,而将伤者车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因均伤在要害,抵院后气绝毙命。自该行炸弹案爆发后,不料于是时五十五分之际,静安寺路七○二号,美商中国汽车公司楼上之该分行办事处,亦发生爆炸案,有同样身穿邮差制服者一人,将肥皂箱搬上该办事处楼梯旁置放而去,未及十五分钟,该箱内炸弹即行爆发。在该送件人到该处后,该办事处职员,以电话报告捕房,告以是项箱子情形,当派西捕前往,察系爆炸品,勒令内中职员离去,不料甫在下楼之际,该箱内炸弹即行爆发,轰然一声,竟将所有职员大部被炸受伤,计伤者有(三十余者,姓名略)。尚有捕房所派司阁捕三七五号王文富,五十三岁,天津人;二七七八号朱文元;二八零二号王云泉等。受伤较重者王云泉抵院后,即告殒命,其余伤者,经捕房车送宝隆医院救治,并饬属严加侦究。”(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佛海以捷闻,奬赉总部三万元。周日记载:“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八时起。……本日我方运送炸弹至渝方在沪之中行及农行,闻均爆发,死伤甚重。接报告后,心极不安,对死伤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十时潘三省自沪来电话,谓上海外国银行界集议,一面对重庆提出,一面向我方要求,停止互相攻击银行。余告以此乃余之目的,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见《周佛海日记》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佛海于南京预“还都”纪念会        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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