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止学》》第一部分智谋的运用，讲究的是恰到好处和适可而止，在特定时期，不用智谋也是智谋之一。人们若是一味玩弄聪明，片面追求极致，其结果势必会作茧自缚，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沉重的代价。智谋最忌滥施和张扬，如果一个人处处工于心计和不加掩饰，便会令人侧目，严加防范，其智谋的出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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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卷第一（1）
智极则愚也。 过于聪明就是愚蠢了。
智谋的运用，讲究的是恰到好处和适可而止，在特定时期，不用智谋也是智谋之一。人们若是一味玩弄聪明，片面追求极致，其结果势必会作茧自缚，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沉重的代价。智谋最忌滥施和张扬，如果一个人处处工于心计和不加掩饰，便会令人侧目，严加防范，其智谋的出奇性和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了。弄巧成拙，反受其害的事最易由此产生，实则有违初衷。
晋武帝时，杨骏以国丈的身份把持朝政，声势显赫。
杨骏为人奸诈，凡事营私，为了永保权势，他上台伊始便拉帮结伙，排挤和打击不屈从于他的人。他为此还得意地对他的两个弟弟杨珧、杨济说：
“古时智者谋事在先，我们兄弟要权位永固，岂能无所作为？趁皇上宠信我们，任用自己人是最要紧的。若是满朝文武皆为我党，我们还用怕什么风吹草动吗？”
杨珧、杨济颇有见识，他们对哥哥的做法不以为然，杨珧忧心地说：
“兄长处心积虑，未免有些过头了。兄长的智谋虽是高妙，然人人得见，路人皆知，当大违智谋的本意。现在兄长如不另取他法，只怕招人怨恨，于事无补啊！”
杨济在旁亦道：
“人心向背，绝不是智计所能赚取的。兄长若能礼贤下士，赤诚待人，自会有其奇效，否则只会自讨其辱。”
杨骏刚愎自用，对兄弟的劝谏嗤之以鼻。晋武帝病重时，他更加紧了排斥异己的步伐，一些有威望的大臣都被他撤换了，而大批亲信被杨骏安插进朝廷。
杨骏的做法惹来众怒，被罢斥的大臣纷纷弹劾杨骏。晋武帝病情略有好转，知道这件事后十分震怒，当面斥责了杨骏，又诏命汝南王亮和杨骏共同辅政，以分杨骏之权。
杨骏十分害怕，急找来亲信商议对策。他惊慌地说：
“这是个凶兆，谁知皇上明天又会怎么样对付我呢？”
他的亲信中有人便说：
“一不做，二不休，大人若能将诏书压下，就无人知晓此事了。皇上危在旦夕，只要渡过眼前难关，大人还有什么可怕的？”
杨骏于是从中书省把诏书借出，藏匿起来，拒不交还。晋武帝两天后病又加重，此事便无人敢追究了。晋武帝不久即死，杨骏侥幸保住了富贵。
经过此事，杨骏得意忘形，更不把继位的惠帝和众大臣放在眼里。他日夜盘算如何整治他人，往往心血来潮便违反常制，大树亲党。杨珧、杨济这时又劝阻他说：
“兄长唯恐算计不到，岂不知这才是最大的失策啊。兄长担负国家大任，当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怎可一味徇私枉法呢？一个人的智力终是有限的，你这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自会这样对待你，如此，兄长焉有胜算？”
杨骏十分讨厌弟弟的言词，他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身处显位，焉能无智无计？我只怕智谋不多，又何谈当止呢？别人算计于我，难道我也要坐以待毙？”
杨骏自知众望难孚，于是想出大开封赏这一招来，以便讨好众人，收买人心。冯翊太守孙楚和杨骏私交甚密，他诚恳地对此表示了异议，他说：
“你的这个方法初衷是好，可若实行起来就是自招祸端了。你以外戚的身份握权辅主，自该谦逊待人，以释人疑，怎能擅作封赏，有违礼仪呢？你不和皇族宗亲协理国事，任人唯亲，已遭天下人非议，再这样任性而为，恐不是什么好事了。”
杨骏自以为得计，坚持施行封赏，结果有功受封者不感其恩，无功受封者难服众心，没有受封者更是对他增加了怨恨。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因对杨骏不满，便向贾后诬告杨骏要篡夺皇位。贾后早有干预政事之心，借此就和汝南王亮、楚王玮勾结一处，发动了兵变。杨骏逃到马棚里被人杀死，他的党羽也被诛杀，死了几千人。
智卷第一（2）
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焉。 圣人不担心自己的智谋少，而担心自己的品德有缺失。
古时的圣人一向以品德高尚为后人所重。和他们的智谋相比，重视修身养德可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显著标志。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对对手智慧的低估上。
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会失去人生的方向，干下种种恶事，这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智谋的追求就不能无休无止，更不能失去对品德的培养。只强调智谋的人势必会失去仁爱之心，于德有亏，做事就会不留余地了。
陈实是东汉时的名士，年轻时在阳城山隐居。颍川郡许县发生一起命案，杨姓官吏竟怀疑是陈实所为，捕他入狱，严刑拷打。后来，陈实做了颍川郡督邮，竟暗中托许县县令，提拔那个杨姓官吏。
陈实以德报怨的做法令人叹服，可他的家人却十分不情愿，责怪他说：
“你当年蒙冤受屈，不报复他已很难得了，凭什么还要暗助他呢？你是个聪明人，这事做得也太糊涂了！”
陈实开导他们说：
“我毕生追求君子风范，若是和他一般见识，岂不是和俗人无异？再说，他也是一时之失，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许县县令敬佩陈实的为人，便将此事对杨姓官吏如实说了。杨姓官吏羞愧难当，亲自上门向陈实赔罪说：
“我听说古时的圣人不言不辩，却能让天下人归心仰视，大人就是这样的圣人啊！我自视聪明机智，和大人相比，我方知自己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啊！”
陈实先时贫穷潦倒，征召做官之后，有人见他依然贫穷，便嘲笑他说：
“你见识广博，却不知富家之计，可见你是浪得虚名了。大丈夫应以贫穷为耻，难道你就甘受贫穷，无计可施吗？”
陈实一笑置之，从不反驳。陈实的友人见之生怪，陈实却说：
“若为钱财而辱没了我的名声、德行，这才是最大的不智啊！因财而死、因贪而亡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当初不是都自以为得计吗？这绝不是智者所干的事啊！”
中常侍侯览其时势大，他私嘱颍川郡太守高伦任用他的亲信为吏，高伦安排那人做了文学掾。陈实就此对高伦说：
“侯览势大，太守不敢得罪他，可此人实不堪任用，太守另行荐举他吧。”
高伦便让那人做了其他官职。至高伦离任之时，高伦才对众人说：
“陈君让我另行安置侯常侍的私人，人们都责怪陈君举人不当，对他心存蔑视，可这都是因我畏惧权贵所造成的。陈君揽下如此过失，从不说明，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才是古之君子风范呀。”
用势卷第二（1）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 势力没有永恒的，仁德的人不会依靠它。
有权有势往往使人产生自大心理和骄躁心态，权势的光环使浅薄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人们趋从权势或可以谅解，生存的现实常常让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但有权势者若不摆正心态，一味造势弄势，其后果就难以测度了。以势压人者一旦没有了权势，打回原形的他们就会让人唾弃，不值一文。所以仁德的人并不追求易得易失的势力，纵是高高在上，他们也会小心谨慎，不事张扬，以德服人。
曹参是汉朝开国的大功臣，勇猛过人，机智果断。汉高祖刘邦封他为列侯，食邑平阳，计有一万六百三十户之多，且准他代代相传。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曹参任齐国丞相之时，鉴于当时齐王刘肥年少，自己又缺乏治国经验，曹参遂广开言路，遍召当地长者和有识之士求教治国之策。
消息传开，百姓同声赞好，可曹参的家人却极力反对，他们对曹参说：
“大人贵为丞相，初来乍到，应该多树权威，以镇民心。如此下询于民，显得大人太没主见了，于大人名望有损啊。”
曹参摇头道：
“身为丞相，若是不问下情，自作聪明，何能治理好一国之事？我的面子事小，治国事大，我不该以势揽势，让百姓失望。”
齐国学者数百人应召而来，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曹参听得也没有了主意，不知该采取何策为好。曹参的属官见他犯难，索性直接对他说：
“书生之见，大人何必当真？如今大人执掌齐国政事，只要大人发下令来，谁敢不听？再说大人功高盖世，智力无双，这样下求于民，大可不必，大人太过谦了。”
曹参立时痛斥了那个官员，他大声说：
“为官之道，处事之学，岂能仗势而为，以势逼人就范？势有尽头，人有贤愚，现在我若胡为放纵，他日势尽岂不遭人痛骂，自寻死路？我决不会干这样的愚蠢事！”
胶西有个隐士盖公，研究黄老之术，很有学问。曹参慕名派人带着厚礼迎请。盖公向曹参进言说：
“人在位上，大都想有番作为，留下自己的印迹，大人以为如何？”
曹参回答说：
“这是人的私心作怪，曹某不屑为之。”
盖公连声叫好，后道：
“人亡政消的事往往植根于此，结果其人势没立成，反遭人怨，百姓受害。大人有此见识，恕在下直言了。”
盖公陈述了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他劝曹参在此国家初创之时,不要擅行改革，民众有所生息当为要务，如此顺应世情，方可达到治理天下之目的。
曹参叹服有加，厚待盖公，他任齐相九年，坚持依黄老之术处理国政，结果齐地安定，百姓受益颇多。
萧何死前推荐曹参为相，曹参接任后，所有的事都不擅自变更，依然遵循萧何的章法。有人指责他平庸无才，他的好友也不止一次地劝说他：
“大人贵不可言，又怎甘心让人无端指责呢？大人墨守成规，一无自己的主张，也难怪别人有所疑虑。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大人若能运用权势，自修法度，威仪足备，何人还敢轻视大人呢？”
用势卷第二（2）
曹参置之一笑，只说：
“小人之言，我不会当真。我自有我的办法，只要对国家有利，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
曹参任用郡国官吏时，只选用那些老成持重的人，而对那些野心勃勃、极力追求个人名声的人一概弃之不用。有人告他不识贤才，曹参却回敬说：
“浮躁逞能之徒，必会自恃己能，干下臆想乱民之事，他们看似有才，实不知这才是治国之大害。一个人若只想揽权用势，他自不会谦逊待人了，如此,人必厌之恨之，谁会真心服从他呢？一有祸乱，他自遭恶果不说，此乱当是由他而生，更不可原谅。”
惠帝见曹参不理朝政，心中有气，只当他不为国尽力。于是，惠帝对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说：“你回家后私下问问你父亲根据什么考虑国家大事。”曹窋回家后责问了曹参。曹参大怒，打了曹二百板子，说：“快点儿进宫侍奉皇上去，国家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到上朝的时候，惠帝埋怨曹参说：“你为什么要惩治曹窋？那些话是我让他规劝你的。”曹参谢罪说：
“陛下的圣明比不上先帝，臣更比不上萧相国。先帝与萧相国费尽心力，治国的方略已然善之又善了，何必改动它呢？陛下只求天下大治，又何必强求臣弄势用权呢？”
惠帝大喜，心疑尽去。曹参任相三年，去世之后仍被人广为赞颂。
势伏凶也，智者不矜。 势力埋伏着凶险，有智慧的不会夸耀它。
权势是许多人眼红的东西，争权夺势而产生的悲剧从来没有平息过。权势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暗伏的隐患却也是最致命的。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的势力越大，他所面临的风险和潜在的敌手也就越多，何况势力的扩充总是以打压别人为前提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他人的利益，进而制造出一个个“仇人”。有鉴于此，那些智者并不夸耀权势，方方面面都讲究低调；他们对权势的追求也不一味贪求无度，而是有节有制。
北魏的宗爱因罪被施以宫刑，当了宦官。他在宫中初为杂职，受尽了欺侮，立志出人头地，高居人上。
一次，宗爱因小事被责打之后，却一反常态地哈哈大笑。有人以为他疯了？他却恶狠狠地咬牙说：
“人若无权无势，活着也是贱命一条，大丈夫岂能甘心？我能侥幸不死，必不择手段，位极人臣，以报今日之辱。”
宗爱有此心计，其后逆来顺受，表现得十分乖巧。他天生十分精明，善窥人意，又不惜厚颜无耻，极尽巴结，官职日升，直至坐上了中常侍的高位。
利卷第三（1）
惑人者无逾利也。 迷惑人的东西没有超过利益的了。
在利益面前，人们总是不肯退让的。利益可以驱使人们做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来，甚至以身试险，不择手段。对利益的追求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偏离了正常轨道，只是就利言利，见利就争，什么利都想占为己有，势必会违法乱纪，多树强敌，使自己陷于孤立和有罪的泥潭，不能自拔。在利的诱惑下，人们如果丧失理智，心存贪念，就会步步走向沉沦。
东汉的隐士申屠蟠少时家贫，受人雇用做了漆工。他辛劳之余，刻苦读书，从不间断。同郡人蔡邕对申屠蟠十分看重，在州府征召时，他便极力推荐申屠蟠，上书说：
“俗人为小利奔忙，看似聪明，却无大志，于国并无帮助。申屠蟠少小志大，即使身陷困境，亦能发愤苦读，可见他乃不俗之人。父亲去世，申屠蟠孝心动天，几乎毁形灭身。他体察道理，保持自然本性，不因外界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体，也不因穷困和显达而改变自己的节操，这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朝廷征召申屠蟠做陈留郡的主簿，他的亲友闻讯都来向他表示祝贺。申屠蟠热情招待众人，却对他们说：
“为朝廷做事，本来是每个臣民应尽的责任。我自愧德识不够，担不起大的责任，所以我是不想应召赴任的。”
此话令他的亲友大惊失色，他们纷纷劝他，有的还责备他说：
“征召为官，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啊，你怎会轻易放弃呢？一为官吏，身份立变，利益也多了，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该推辞的。你读书修习，苦熬多年，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申屠蟠避开众人，索性隐居起来，研习《五经》和图谶之学。他的好友一次和他恳谈，旧事重提，申屠蟠意味深长地说：
“我看天下已有乱象，朝廷又是昏暗迂腐，这才醉心治学，以避其祸。人们只见当官为吏的好处，却不知身处官场的风险，他们怎会理解我呢？从古到今，不明晓这一点的人，又有几个能保全自己呢？我不便当众说明，只怕他们的误解永难消除了。”
太尉黄琼征召申屠蟠到京师做官，他一口回绝。黄琼去世后，遗体被运回江夏郡埋藏，申屠蟠却不请自来，以表敬意。当时参加丧礼的名豪富绅有六七千人之多，只有南郡的一个儒生和他攀谈。他和那个儒生分手的时候，儒生却说：
“你没有接受聘请，竟来此祭吊太尉，让我们有缘相会，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
申屠蟠闻言色变，马上说：
“我不屑与俗人交往，这才和你交接。想不到你貌似不俗，却也是个拘于礼教、喜欢攀附权贵的人？”
利卷第三（2）
他从此再也没和那人说话，他就此对家人感慨说：
“利能让人迷失本性，实在是害人的东西。人们都想捞取实惠，却不知不觉把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都赔进去了，到头来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我真是无法理解啊。”
在京师游学的汝南郡人范滂非议朝政，名声很大，一时人人效仿。很多公卿不惜降低身份居于他的门下，太学生对他也极为崇拜。有人就此事对申屠蟠说：
“时下崇尚学问，文章将兴，先生何不仿效范滂呢？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好事，切不可错过。”
听罢此言，申屠蟠却哀声一叹。他目光向天，缓缓道：
“今日之利，未必是他日之福。目光短浅，随波逐流，又怎保无失无损呢？战国时代，文士议论无忌，争鸣不断，各国君王为己之利，恭敬待之。最后，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祸患却发生了，依我看来，这样的事不久就要重演了。”
人们都笑他不识时务，出口相讥。申屠蟠于是隐居在梁国砀县一带。两年之后，范滂等人纷纷遭祸，被处死和下狱的人有几百人之多，人们不禁对申屠蟠的先见之明深表叹服。
利无求弗获，德无施不积。 利益不追求，就不能获得；仁德不施舍，就不能积累。
利益的取舍，折射出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见识高低，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和事业成败。在庸俗者眼中，仁德是不值分文的，名声也是可有可无之物，为此，他们只重实惠，不计其他，更不愿有让利之举。事实上，明智之人的作为既能惠人，又可惠己，仁德往往是最大的利益。它给人带来的好处是其他事物无法相比的，在这方面不占有，当是最大的憾事和失策。
利卷第三（3）
东汉末年，包咸在长安拜博士右师细君为师，学习《鲁诗》和《论语》。一次，他和人为学术上的事争辩不休，他的恩师便对他说：
“为人要有理有节，有进有退，治学也是如此。你得理不饶人，凡事都要辩个是非曲直，这本身就有失教化的大道。如能恭敬对人对事，不但让人心悦诚服，更能多积人望，感化天下，这不是最大的收益吗？”
包咸思之再三，依道而行，果如恩师所言，他的名望日有所增。
王莽当政末年，包咸在返家途中被赤眉军抓获，扣留在军营之中。和包咸关在一处的有很多人，他们吵吵闹闹，连呼冤枉。包咸便对他们说：
“我们身陷险境，本应该镇定自如，伺机脱身，可是你们只知哭闹，方寸皆乱，又有何益？”
其他人听包咸如此说法，十分愤恨，他们大骂包咸，还痛打他一顿。
包咸并不怨恨他们，一待夜深人静，他又开导他们说：
“我们身入虎口，危在旦夕，如果只想活命，放肆胡为，反让贼人愈加轻视我们，结果会更加对己不利。”
那些人又出言喝止，包咸无奈，只好作罢。
包咸身在难中，从早到晚，仍是诵读经书不倦，一如平常。赤眉军的一个头领见他态度从容，深以为怪，于是单独审问他说：
“你死到临头，为何还要读那些无用的书呢？”
包咸笑着回答说：
“有用与无用，岂能由人而定？诗书乃读书人的宝物，书中所言俱是圣人的教诲，你们也许视之无用，而我却视之逾命。”
那个头领心头一震，口中却说：
“我不读诗书，而你的生死却掌握在我的手中，只要你说一句求饶的话，我就放了你。”
包咸凛然道：
“我本无罪过，如若贪生怕死，媚人下贱，真是玷污了读书人的神圣身份，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
这头领对他十分敬佩，最后竟放了他，而和他关在一起的其他人却无一生还。
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听闻包咸的仁德，便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初入官场，因不肯趋炎附势，屡遭别人打击和诬陷。正直之士对他深表同情，于是有人就对他说：
“你重仁重义，这是君子的美德啊。不过既在朝为官，也该有所变通才好。”
包咸谢过，却坚持说：
“我一介书生，得蒙皇上厚爱，敢不誓死报效皇恩？朝廷风气败坏，多讲权术，人人只谋私利，就让我一人有所不同吧。”
一次有友人替包咸运作升迁之事，包咸知道后却极力阻止，他的朋友便生气地说：
“你只知苦干，不晓官场之道，这对你并无好处。我好心帮你，谁知你竟迂腐至此，你会后悔的。”
包咸满脸赔笑，解释道：
“仁德乃我毕生所求，此为大也，焉能为了求一官职而一旦尽失？你意为善，却不知我的志向啊。”
包咸的卓然不群，渐渐为光武帝所注目，他让包咸当了皇太子的老师，教授《论语》。当群臣就此议论惊怪时，光武帝在朝堂上对群臣解释说：
“不争不显，宠辱不惊，说得容易，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得到呢？包咸不求私利，品行端正，这样的人不重用提拔，岂不是让天下君子寒心？由他教导太子，朕才放心啊。”
包咸高风大德，在人所侧目之时，仍能保持本色。汉明帝继位后，见自己的恩师生活清苦，便常常格外赏赐给他珍宝财物，他的俸禄也高于其他大臣。包咸常施舍救济贫穷的儒生，乐此不疲，还告诫他们说：
“利益不是靠攫取所能得到的，只有仁德才是做人成事之本，其利大焉。”
辩卷第四（1）
物朴乃存，器工招损。 事物朴实无华才得以保存，器具精巧华美才招致损伤。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事情都被扭曲了。不考虑这个背景和实际需要，那么就不能顺应时势，更保护不了自己。正像事物因朴实而不惹人注意一样，俗人眼中的缺点却成了它自存的法宝。而器具的精致让人觊觎，你争我夺，造成对其本身的伤害，这正是它所炫耀的结果。由此引申开来，在言谈上的巧言善辩，自有它的弊端，过于玩弄辞令也会伤害自身，于事有误。
苏秦早年在鬼谷子门下学习，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业精进。苏秦学业有成，辞别鬼谷子时，鬼谷子考问了他一番，苏秦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想鬼谷子眉头直皱，脸上并无喜悦之色。
苏秦把话说完，怯生生地问：
“先生，我说错了什么吗？先生为何脸有异色？”
鬼谷子先生凝神道：
“你说得很好，并无错失。”
苏秦困惑之际，鬼谷子再道：
“事不可尽，尽则失美。美不可尽，尽则反毁。你只知善辩的好处，唯恐不发挥至极处，却不知善辩之能，遭人嫉羡，若一味逞口舌之能，祸不可测啊。”
苏秦怅然有失，心中却另有言辞，只是不敢和鬼谷子争论。
苏秦四处游说求官，一无所得，落魄归来，连他的兄弟、嫂妹、妻妾都暗中耻笑他。他们对他说：
“立业当以务实为本，若想以耍嘴皮子为生，怎么可能呢？你还是死了那份心吧。”
苏秦不为所动，于是闭门不出，发愤苦读。一年之后，他又出外游说，此行大获成功，一人任六国之相。当他威风凛凛地去赵国办事路过洛阳时，车马辎重前呼后拥，排出很远，诸侯派使者相送的很多，周显王都为他戒严道路，派人到郊外慰劳他。苏秦的兄弟和妻嫂伏在地上，十分惶恐。苏秦得意地问他嫂子：
“你最瞧我不起，今日为何这般恭敬？”
他的嫂子说：
“三弟你如今位高财大，自然受人尊重了。”
苏秦长笑一声，口道：
“口舌之能，何人再敢轻视？我若不习此术，当在田里耕种，焉能有今日之荣？”
苏秦在齐国时，齐国的臣子联合起来，诬陷他心怀恶意，图谋不轨，他们反复对齐王进谏说：
“苏秦劝大王归还了燕国十城，表面上他为大王争取名声，其实却是暗助燕国，削损齐国之国力。他一无本事，只知搬弄是非，说说讲讲，大王若是被他蒙蔽，对他信任不疑，他的奸计一旦得逞，齐国危矣。”
辩卷第四（2）
有人将此事偷偷报知苏秦，苏秦先是一怔，后懒声说：
“若论说辞，自信无人是我的对手，他们是害不了我的。”
来人和苏秦交好，此时却分外着急道：
“大人为人嫉恨，已非一日了。他们都是齐国的重臣，眼下一同发难，谅齐王也不会无动于衷。你平日和他们只知辩言，语多无忌，自有伤害，他们这是报复大人啊。”
齐王果然心怀疑虑，对苏秦态度有变。苏秦百般辩白，不见效用，于是避祸而走，回到了燕国。
苏秦在燕国和燕王的母亲通奸，终日惶惶。他怕燕王杀他，就自请到齐国做燕王的奸细。他的花言巧语又使齐王信任了他，齐国的大臣无不对他恨之入骨。齐湣王继位后，苏秦的地位愈加巩固，齐国的大臣无法忍耐，聚在一起商议对策。他们最后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带伤逃走，后终因伤势过重而死。
言拙意隐，辞尽锋出。
拙于言辞才能隐藏真意，话语说尽，锋芒就显露了。
俗话说大智若愚，大言若讷。言辞谨慎，不露锋芒，常常是成大事者智慧的显现。浅薄者信口开河，不仅暴露了他们的肤浅，也让人一眼看穿其心意，其架势更令人生厌。言语是一个人被他人了解的重要窗口，如果一个人不在言语上有所节制，他就毫无秘密可言；言语作为交际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措辞得当，有所保留，才能助事有成，于人无咎。
辩卷第四（3）
王陵早年追随汉高祖刘邦东征西讨，十分勇敢。他为人仗义，性喜直言，争强好胜之心从不改变。
王陵的母亲曾被项羽抓为人质，王陵派人去楚军营中探听，他的母亲就私下对来人说：
“请转告我儿，不要为我担心，好好地辅佐汉王吧。他样样都好，只是说话无忌，让我放心不下，让他以后慎言，这是我最后的嘱托了。”
王陵的母亲言罢自刎而死，绝了项羽招降王陵之念。
刘邦深恨雍齿，王陵却因早年和雍齿交好，始终不肯背弃他。刘邦一次把王陵召来，脸色阴沉地对他说：
“雍齿为人卑鄙，行多不检，许多人都唾弃他。你和他并不是同类人，我真不明白，为何你们能相处呢？”
王陵沉声说：
“主公不喜之人，别人就不敢和他交往了。我看不出雍齿有什么不好。要说这也只是我的私事，主公何必干涉呢？”
刘邦心中有气，却也不便发泄，只好挥手让他告退。
王陵亦有怨气，就和好友周勃说了此事，周勃连叹数声，说：
“你不该和主公直言呐。主公素恨雍齿，人人皆知，你不避嫌和他交往也就罢了，又怎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这件事可大可小，主公一定会记挂在心的。”
王陵不服，仍道：
“我忠于主公，从无二心，几句实话他也会放在心上？大丈夫光明磊落，畏首畏尾、口是心非的事不该去做。”
平定天下之后，论功行赏时，刘邦却不肯给王陵厚封，只封他为安国侯。很多人为王陵求情，刘邦却正色说：
“行军打仗，王陵功劳不小，可他别的方面就无过人之处了。打江山绝非只知勇猛这么简单，他还有什么委屈的呢？”
王陵心有怨气，直欲找刘邦争辩，他的家人跪地哭劝他说：
“你的毛病全在嘴上，到了现在你还想惹祸生事吗？只怕你去理论，我们也和你一样活不成了。”
王陵这才作罢。
刘邦死后，惠帝继位，吕后掌权。王陵任右丞相两年之后，惠帝去世。一日，吕后把王陵和陈平、周勃等人召来，对他们说：
“天下太平，吕氏出力甚多。我想让吕氏子弟称王，可以吗？”
陈平、周勃相视一眼，俱不做声，王陵却马上出言说：
“先皇曾宰杀白马，歃血订盟，说：‘倘非刘氏而立为王，天下人共击之。’先皇遗训如此，不能改变。吕氏立王之说，便不可行了。”
吕后十分不悦，转而问陈平、周勃的意见，他们二人却道：“时势有变，其道自不同了。先皇平定天下，分封刘氏子弟为王，理所应该。如今太后临朝执政，吕氏子弟又有大功于国家，称王自无不可，合当施行。”
吕后笑逐颜开，对他们二人连连夸奖。
事后，王陵指责他们阿谀奉承，背弃先皇，陈平答道：
“谏阻无益，强辩自不可取。我们当面谏阻不如你，可日后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后人，你就不如我们了。”
王陵遂被罢相，十年后病死。而陈平和周勃却保全下来，日后他们诛杀诸吕，重兴了汉室江山。
誉卷第五（1）
好誉者多辱也。 喜好名誉的人多数会遭受侮辱。
对名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包括许多世俗利益的舍弃和个人的艰辛努力。好的名声得来不易，人们对名誉的看重也使之成为“炙手可热”的东西，无人不对之怦然心动，有心取之。由此带来的名誉竞争就远非名誉本身那样简单了，别有用心、心怀嫉妒、巧取豪夺的人在此总会大做文章，将每一个争取名誉的人视为敌手，横加攻击，多方设障，各种侮辱的事于是随时都会强加在每一个求誉者的身上。同时，世俗的偏见和误解，也是求誉者必须闯过的关隘，这就更增加了他们遭受磨难的程度。
明英宗复辟后，李贤为吏部尚书。他气质端正凝重，为人正大无私，时时以古时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朝中的奸臣十分嫉恨他。
李贤对朝中权贵石亨、曹吉祥十分反感。一次，他在弹劾二人的奏章中说：
“自古奸臣都与忠臣势不两立，何况在陛下圣明的今天呢？石亨、曹吉祥自恃有功，横行不法，陛下若一味念其有功，而加以姑息，不仅让天下人寒心，也会让世人误将石、曹二人视为楷模，学他们那样沽名钓誉，如此一来，天下就毫无正义可言了，陛下的江山岂不危矣？臣不求有功，但求陛下知臣忠心，以后也让天下知道，石、曹二人并没能骗过世人，臣也算识破其奸的人吧！”
英宗虽深信李贤，却不肯纳谏。他召来李贤说：
“石、曹二人虽多不法，可毕竟是‘夺门之变’的大功之臣，和他们的功劳相比，他们的缺失就微不足道了。他们舍生忘死，不过求取名誉地位，我若治其大罪，岂不让人说朕是忘恩负义之人？”
李贤连连摇头说：
“陛下仁义太过，却非仁义的本意了。石、曹二人所为，已经危及江山稳定，在此岂能心慈手软、妄谈仁义？陛下当严惩二人，让天下畏服。”
石亨、曹吉祥听闻此事，派人送重礼给李贤，求他不要说他们的坏话，李贤一口拒绝，且驳斥说：
“若他们二人不行恶事，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我不是为谋私利，只是据实以谏，何来说他们的坏话？”
来人并不生气，对李贤说：
“大人与石、曹为敌，不过是为了赚取君子之名誉罢了。依我看来，大人大可不必啊。你为此得罪权贵，必遭不测之祸，纵是有君子之誉又有何用？官场向来注重实利，大人何不变通一下呢？”
李贤脸色铁青，立刻把来人赶走。李贤的家人十分害怕，说：
“石、曹权倾天下，人多畏惧如虎，你一人和他们较量，凶多吉少啊！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何不放他们一马呢？这对我们来说才有最大的好处。”
誉卷第五（2）
李贤坚毅地说：
“事关国家，我不能太自私了。何况古来君子多遭苦难，我也不求一人避祸，这是我必须付出的。”
石亨、曹吉祥见收买不了李贤，于是向英宗哭诉，反咬一口。最终，李贤和徐有贞一道被打入狱中。身陷危境，徐有贞惶恐地说：
“陛下英明，想不到也做此糊涂之事，听信石、曹二人的谗言，看来我们不该学那君子之行了。”
李贤犹自从容，他讥讽徐有贞说：
“君子万中无一，人人钦敬，岂能容易得之？若你想功名富贵，何不和石、曹二人同流合污？此时犹未晚也。”
徐有贞无言以对，满脸羞愧。
二人被捕之日，夜里雷雨交加，一夜未息。营救二人的大臣便以此为由，对英宗说：
“天有奇变，必有奇冤之事。如今李贤、徐有贞在狱，当是上天示警，陛下还是顺天行事，将他们放还吧！”
英宗心怀疑惧，这才将他们释放。李贤出狱后谈笑自若，他对前来祝贺的大臣说：
“若为忠臣，当视狱为家；若称君子，当视谗如无。我想一次入狱还远远不够，你们还是不要贺我了吧！”
誉满主惊，名高众人所忌焉。 赞誉太多君主就会惊恐，名声太高就会招来众人嫉恨。
誉卷第五（3）
俗话说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名誉给人造成的伤害往往是出人预料的。知道这一点，在名誉面前就该有所停止，有所顾忌，而不要求之太过了。上司的心理和众人不同，欲望往往左右着一个人的进退举止，不照顾这些层面而一意孤行，其副作用不仅可以毁了一个人的努力，更能毁灭一个人的一生。上司主宰着下属的命运，众人牵扯着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如果能从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名誉的取舍，自己才能真正从中获利。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掌权，重用诸吕。吕后一死，陈平和太尉周勃联手，诛尽诸吕，扶刘恒即位，即为汉文帝。
有此大功，陈平的威望更增，群臣对他的赞颂不绝于口，汉文帝对他也极为恭敬，赏赐不断。
一次，陈平和周勃闲聊，周勃不止一次对陈平说：
“丞相深谋远虑，我们才有今日的荣耀。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们可安享富贵，再不愁有忧患之事了。”
陈平见周勃得意扬扬，将自己的功劳挂在嘴边，毫不知戒，于是提醒他说：
“你我身处高位，有功有名，这才是忧患所在，岂能因天下无事而无虑？皇上年纪尚轻，群臣尚在喜庆之中，可这一切日后终有改变，我们不可失去自惕之心。”
周勃说他无事自扰，口道：
“先前凶险，你我尚能平安渡过，眼下自该再无难事。与其日日忧心，何如快乐享受胜利成果呢？没有人会因此责怪我们了吧？”
陈平笑了笑，不再深言。
周勃走后，陈平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他的家人见之生怪，询问他说：
“如今普天同庆，大人为何不快？”
陈平嘘口长气，口说：
“人生在世，我志得意满，也是该退的时候了。”
家人不料此节，遂紧张问道：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陈平见家人有惊，忙道：
“现在无事，谁保将来也无事呢？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真的不该再有所犹豫了。”
几日过后，陈平向朝廷提出把自己担任的右丞相之职让给周勃，他就此还解释说：
“平乱之功，臣不如太尉周勃，相位自该非周勃莫属，臣不敢窃居此位。时下臣又多病，精力不佳，自知胜任不了治国大事。如此思之，不胜惶恐，万请陛下准臣所请。”
汉文帝当面劝陈平收回辞呈，他不解地问陈平说：
“名誉地位，是天下人朝思暮想的东西，谁会甘心放弃它？你无缘无故地请辞，若说不出个正当理由，我是绝不会答应你的。”
陈平稍一迟疑，遂道：
“臣已言明，句句为真，陛下不该再怀疑我了。朝廷有功必赏，能者理当多肩重任，陛下重用周勃，正是向天下昭告陛下的英明，此事不可拖延。”
汉文帝见他态度坚决，只好让周勃当了右丞相，位列第一；他不准陈平告退，只降他为左丞相，排位第二。陈平求退不得，却少问政事起来，每日喝酒游玩不止。
周勃为相之后，办事十分尽力。他虽如此，可还是不断有人出言诋毁他。周勃愤愤不平，和陈平叙说此事，陈平只安慰他说：“为皇上尽忠，难免要得罪人了，这是难以两全的事，何必在乎它呢？”
一次汉文帝问周勃全国钱粮收支多少，周勃回答不出，汉文帝脸有不悦。问及陈平，陈平以丞相之责在于辅佐皇帝、协调阴阳为能作答，令汉文帝无法责怪他不知钱粮收支实情。周勃这时方知自己的才能远不及陈平，他辞去相位，自嘲地说：
“我无智无谋，却以居尊位为荣，这是自讨没趣啊!”
陈平从此一人独为丞相，行事仍十分低调，不事张扬，他曾对别人说：
“我一生中用过许多阴谋，这是道家所忌讳的。我既不能全身而退，只能戒除贪心、少求名誉。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消减祸患，保全自己了。”
情卷第六（1）
情滥无行，欲多失矩。 情感过度放纵就没有品行，欲望太多就会失去法则。
放纵情感，迁就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制力不强的直接表现。这方面不加自律，其后患是非常严重的。在社会环境当中，各个方面都对人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在处事规范中，并不会因个别人的要求而改变。这就决定了一个成熟的人，要想在社会立足发展，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而不能任性行事，否则就与社会大环境相悖，与社会整体相冲突，其个人理想也就无法实现了。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蜂起。郦食其满腹诗书，此时虽身陷困顿，但他却不肯轻易出山。先后有几十个将领路过他的家乡陈留郡高阳县，郦食其都不见他们，有人就对他说：
“你足智多谋，当大有用武之地。如今机会来临，你为何不毛遂自荐呢？凭你的才华，相信必受重用。”
郦食其说：
“我见天下群雄，大多不过是一些过客而已。我听说路过此地之人，不是器量狭小，就是刚愎自用，我若贸然现身，毁了我的清誉不说，和他们也难商宏图大略。我情虽急，但更要谨慎，倘若不加自抑，胡乱应承，是决难有所成就的。”
刘邦征战陈留之际，郦食其的一位同乡在刘邦手下做事，回乡探亲，郦食其却主动找上门来，对他说：
“听说沛公傲慢无礼，可是很有韬略，是这样吗？”
他的同乡便说：
“沛公最不喜欢儒生可真是到了厌恶的地步。他为人大度，只有这一点让人费解。”
郦食其让他在刘邦面前提起自己，他交代说：
“你只要在沛公面前说有个‘狂生’叫郦食其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多说。”
他的同乡回去和刘邦说了此事，刘邦一笑道：
“读书之人，都自命不凡，改日我一定见见此人，挫挫他的锐气。”
刘邦到高阳时，派人传召郦食其。郦食其来见刘邦，却见他正在两名女子服侍下洗脚，态度十分傲慢。他拱手一揖，并不跪拜，刘邦心中不快，正要责问，却听郦食其当先说：
“沛公要帮助秦国进攻诸侯呢，还是要带领诸侯攻灭秦国？”
刘邦一听更气，忍不住破口大骂说：
“我顺天举事，就是要灭强秦，救天下于水火，你此事都不懂得，难到还要徒逞口舌之利吗？”
郦食其也是神情严肃，大声说：
“诛灭强秦，需有大德之人方能完成。我见你情态放纵，毫不知礼，如此若想感召天下士人，岂不白日做梦？你既有雄心大志，当戒除惰性，神态有敛有弛，怎么可以这样傲慢地接见长者呢？”
情卷第六（2）
刘邦听罢神情一凛，他自知失礼，忙赔笑说：
“大贤之人，当恭谨待之，恕我慢待先生了。”
刘邦马上整衣戴冠，请郦食其上座。郦食其面有喜色，说道：
“成大事者，必情有所规，如此方能有节有制，无失其德。大人厚待于我，乃是让天下人知道大人礼贤下士，有此仁名，大人一统天下也就指日可待了。”
刘邦连连道歉，郦食其于是又说起连横、合纵之术，他还献计说：
“大人兵不过万人，若感情用事，凭此攻秦，实属危矣。大人稍安毋躁，应待时机。陈留县令与我有旧，我可为大人使臣前去招降，请大人应允。”
刘邦大喜过望，遂命郦食其为使臣。郦食其百般劝说陈留县令，终使他归附刘邦，郦食其也因此功被封为广野君。
其色如一，神鬼莫测。 神色保持不变，就无人能猜测出他的心思。
把情感隐藏起来，是智者的标志；喜怒不形于色，绝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实际生活中所必需的。这样做既可加强自己的修养，能冷静为人处世，又可让别人找不到自己的破绽，无从下手利用。控制情感是理性的要求，在这方面没有切身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是无法做到的。如果有人自恃权势和地位而随意宣泄情感，口不择言，这终是他失败的一个诱因，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情卷第六（3）
汉文帝时，申屠嘉位居丞相，被封故安侯。申屠嘉为人廉直，从不接受他人钱财和请托，是一位难得的忠臣。
申屠嘉自律甚严，对别人也是有错必究，不假辞色，于是有人就建议他说：
“大人位极人臣，众人注目，凡事要分个轻重缓急，不该一味严厉呀。你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如果是个小吏尚且能行，可作为丞相就不能这样了。丞相统揽全局，选贤择能，讲究含而不露，不愠不火，你当含蓄一些，情感不要太外露了。”
申屠嘉为汉高祖刘邦时的老臣，他性格直爽，很少掩饰自己，这会他便不耐烦地说：
“忠臣敢言敢谏，岂能有话不说？身为丞相，若是一团和气，碍于情面，岂能治理国家？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我不屑为之。”
邓通是汉文帝的幸臣，举止怠慢无礼，申屠嘉十分恨他。就不避忌讳，常在人前说邓通的无理。人们都担心地劝他说：
“邓通是皇上的红人，他纵有缺点，你也不该在人前说他的坏话。你的态度若让皇上知晓，皇上会高兴吗？邓通更会恨你，他必会想方设法地报复你。如此你的麻烦就大了，何不忍一忍呢？”
申屠嘉没有听劝，反而直接向汉文帝进言说：
“陛下宠信邓通，让他富贵可矣，为何放纵他败坏朝廷礼仪呢？”
汉文帝让他私下教训一下邓通，邓通听说后十分害怕，他对汉文帝说：
“申屠嘉对我成见太深，说不定他会公报私仇，置我于死地，万请陛下救我。”
汉文帝迫于无奈，派人向申屠嘉替邓通说情。申屠嘉不加理会，仍传命召见邓通，且声言：
“邓通如不前来，当要处斩。”
邓通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丞相府，央求说：
“小人有错，丞相何必抓住不放呢？丞相不给我邓通脸面也就罢了，为何让皇上也下不来台呢？丞相这样做欠缺考虑啊。”
申屠嘉反唇相讥说：
“若为皇上着想，你就不该恃宠胡为了，现在你还敢狡辩，可见你毫无悔意。你身为一介小臣，常在殿上轻慢无礼，实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依法当处极刑。”
邓通见他发威，判己重罪。他吓得魂飞魄散，立时慌忙磕头，连头都磕破了，满脸都是鲜血。此时汉文帝派人持节召邓通进宫，总算救了邓通一命。
经此一事，邓通遂多次在文帝面前说申屠嘉的坏话。文帝虽没有撤换他，心里却起了猜忌，不似从前信任他了。
文帝态度的转变，申屠嘉并不放在心上。他对别人的劝告也一概不听，他的家人就此哭着说：
“皇上没责罚你，并不能说明你没有错失。你若坚不悔改，后果就不可想象了。你为我们着想点，好不好呢？”
文帝去世后，景帝即位。景帝对申屠嘉颇有不满，于是重用晁错为内史。申屠嘉心有怨气，不时发作，景帝和晁错都愈加讨厌他。
有一次，晁错命人将内史府改为南向开门，打穿了太上皇庙的垣墙。申屠嘉听说此事，急急上书请杀晁错。有人劝他慎重，口道：
“晁错乃皇上新宠，你这样不加掩饰地弹劾他，只会激化你们之间的仇恨，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若故作不知，晁错必会感激于你，你也去了一个劲敌，这样不是更好吗？”
申屠嘉坚持不肯罢休，却不想已有人报知晁错。晁错连夜入宫向景帝请罪，求皇上搭救。次日上朝，申屠嘉请诛晁错，景帝却为他开脱说：
“晁错所通之墙，并不是太上皇庙的垣墙，况且此事是朕命他所为，晁错没有过错。”
申屠嘉又羞又恼，回到相府，竟呕血而死了。
蹇卷第七（1）
人困乃正，命顺乃奇。 人处困厄是正常的，命运顺利是出人意料的。
人的一生充满危机，如何应对危机常常是人们走出低谷的关键。对人生的顺逆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就是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的理智行为了。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十分重要，它可使人在任何时候都勇于进取，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同时，良好的心态也会让人行为守矩，不走异端，在困厄之时保持君子本色。
东汉时期，“党人之祸”盛行，大小官吏为了保住官位，多有乱抓“党人”的恶举。
史弼在任青州平原相时，捉拿党人的朝廷诏书颁行天下。史弼见之困惑，他召集属下，对他们说：
“朝廷宦官专权，皇上已受蒙蔽，党人志在除奸救国，何罪之有呢？我决心誓奉此诏，望你们周知。”
属下惶惶不安，有的便开口说：
“党人已被定为奸恶，非大人一辞便可开脱。何况此中是非，关系甚大，大人何必为了党人而得罪朝廷呢？这只能给自己招来祸殃，万万不可啊。”
史弼亦知利害，他还是坚持说：
“为人若只知保全富贵，自不能犯险救难。可国家有难，就不该计较自身得失了。在此危急关头，正是考验一个人名节的时候，我不能舍弃忠义之心而害了天下义士。”
结果，别的郡不惜胡拉硬扯报上党人有几百名之多，而史弼一个未报，坚称平原没有党人。
史弼的做法让朝廷动?，连下诏书催问此事。州的从事史还把史弼传去，厉声问他说：
“青州下有六郡，如今五郡皆有党人，而平原却无一人，莫非是你包庇党人吗？”
史弼回答说：
“党人一事，关系人们生死，身为朝廷官员，怎敢胡乱指认呢？各地水土风情自有不同，平原没有党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让我为了一己之私，昧着良心诬陷好人，好向上边交差，我是宁死也不愿的。”
青州的从事史见他耿直，开导他说：
“此乃朝廷大事，我们官小职微，自不必分辨太多。对别人是祸的事，对我们为官者却是难得的机遇，若为此事误了你的大好前程？岂不是咎由自取？”
蹇卷第七（2）
史弼一听即怒，他大声说：
“乱施淫威，残民获宠，这绝不是我的晋升之道。我宁愿沉沦下僚，也不做此伤天害理之事。”
青州的从事于是举奏史知情不报，只因朝廷此时刚好下令停止捕捉党人，史弼才幸免于祸。
史弼在担任河东太守期间，权臣中常侍侯览一次派一个生员送信请托他，让史弼举荐该生员为孝廉。这在当时本是极为平常的事，却不料史弼为之大怒，他对属下说：
“权臣当权，为非作歹，如果人人惧怕他们，当真国无宁日了。我官职不高，却想以身抗恶，这是仁人志士当为的。”
他的属下无人敢支持他，他的家人也反复劝他说：
“你身处人下，一味犯上只会令自己蒙难。你既知利害，自当趋利避害，为何还执迷不悟呢？”
史弼叹气说：
“君子蒙难，有所为有所不为。倘若身处困境，只知明哲保身，仁义全失，生又何欢？若附势而升，一无所为，纵官高权重又有何益呢？”
史弼于是命手下把那个生员关进监狱，不想把他拷问致死了。侯览闻知，暴怒，利用权势诬陷他诽谤朝廷，把他关进囚车送往京城。
侯览本来定了史弼的死罪，多亏有人贿赂了侯览，史弼最后才免于一死。史弼出狱后仍不改初衷，他常对人说：
“在困厄时坚守操守是最难的，但这也是不走向罪恶的关键之处。”
以正化奇，止为枢也。 把逆境转化为顺境，有所不为是关键。
蹇卷第七（3）
改变命运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止”的作用是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止”不是绝对停止，有所不为的“止”蕴含着高度的进取和克制，它不会使人急功近利，也不使人消极等待；它总能让人避过急流险滩，迂回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由困境中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在四处羁绊的状态中，放手一搏固然重要，有所顾忌也同样不可或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常是提高成功几率的前提。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宠臣，他早年追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多有战功，屡有升迁。
唐初，太子李建成欲害秦王，秦王十分惶惧，秦王的手下也个个不安。有人建议先下手为强，除去太子，不想李世民坚决地拒绝了，且坚持说：
“骨肉相残，这不是仁人所为。我虽担惊受怕，却也干不出这禽兽之事。”
长孙无忌因此求见秦王说：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王只知仁爱对人，却不知自爱除恶，这哪里又是仁人所为呢？仁人以天下为己任，此事关系大唐国运，当不是大王一人之事。古时周公消灭管叔、蔡叔，方有周朝兴旺。如今大王若一味愚妄，就与大仁背道而驰了，对天下百姓当是残忍之举。”
有了长孙无忌的反复力争，秦王终下决心，一举铲除了太子的势力。
长孙无忌在李世民登基后，受封齐国公，愈来愈受重用。他不骄不傲，每言大事必反复思量，方徐徐陈述。有人说他太过谨慎，长孙无忌便言：
“身为重臣，当自知利害，慎对宠恩。我若倚仗皇上垂爱，不知检点，乱进谏言，一来对皇上不敬，二来也会由此失去皇上的信任啊，怎敢大意呢？”
一次，在朝会上商议讨伐突厥的事，有人借突厥发生内乱，力主发兵讨伐，以成大功。长孙无忌听了许久，却不发一言。唐太宗没有了主意，便问长孙无忌说：
“你足智多谋，相信此事自有明断。你不做声，可是另有打算吗？”
长孙无忌见皇上相询，这才上前应对说：
“此事臣以为不可征伐。”
唐太宗一怔，忙道：
“你从前一向主战，今何致此呢？”
长孙无忌说：
“动止之间，全在变通，焉能不变？从前突厥与我为敌，不讨不行。如今突厥刚与我结盟，讨之失信，毁我天威。再说夷狄今已内乱，无力再侵我朝，这正是我朝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一兴刀兵，徒增烦恼不说，恐怕祸患将生，与我大唐有弊无利，故不应出兵。”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谏言，说道：
“动止之祸，你已言透了。朕若贪恋全功，只怕终有抱憾。”
释怨卷第八（1）
世之不公，人怨难止。 世道不公平，人们的怨恨就难以停止。
怨恨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由世道不公而引发的。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的爆发破坏力惊人，是任何人不能轻视的。其实，消解人们的怨恨当从治世开始，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彻底消除仇怨便只能是句空话。无论何人都不能漠视对己怨恨的增长，高高在上者无上的特权也会被积怨摧垮。聪明的掌权者做出一些姿态和让步，甚至忍痛割爱来化解怨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作为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十分惶恐，他一次对群臣说：
“秦朝强盛一时，二世而亡。隋朝富庶无比，二代即灭。你们可知是何原因？”
群臣议论纷纷，各有说辞。李世民听罢人言，总结说：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秦、隋二朝自恃强大，广积民怨，可算是它们的败亡之根。若它们小怨即解，大怨便无，何至于民怨沸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朝当引以为戒啊。”
针对隋朝的“虐民”之失，李世民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他认为隋亡之祸本可避免，若隋炀帝不是无休无止地征收徭役，不断盘剥百姓，那么百姓的怨恨便可消减，最后的局面也不会那样惨烈。李世民深躬自省，制定出了“恣其耕稼”“轻徭薄赋”“勿违民时”“兴修水利”等一系列重农安民、抚民养民的政策和措施。
有人担心这样会使国家财税不足，于是上谏说：
“国家足用，方能整军用事。现在百废待兴，国家正是用钱之时，若只虑安民，恐大事无以为办，反增隐忧。”
李世民据此告诫群臣说：
“民怨不除，万事皆消，此乃国之大患，其他俱不足道。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倘若朝廷急功近利，此时处处伸手，无异于扰民添怨，秦、隋的悲剧便要重演了。”
李世民不改初衷，使得百姓心安，国家的经济在贞观年间便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收到了奇效。
释怨卷第八（2）
在人才的使用上，李世民另有一番真知灼见。他在朝堂上公开说：
“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是用人上的致命之失，这只能埋没人才，让人指责朝廷的不公。人才不为国家所用，不仅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朝廷信誉的损失，长久下去，谁还对这样的政权没有怨恨呢？”
李世民就此推行“任贤治世”的大政方针，他还亲自揽士亲贤，推心对人，敢于把大权下放，听凭大臣发挥特长，以展其才。
李世民手下人才众多，有的曾是他从前的仇敌、宿怨，李世民不计前嫌，一律重用，有人劝他慎重，李世民却一笑说：
“才者自有不同之见，只要他们现在不与朕为敌，朕何必难为他们呢？做天子的如撇不开一点私怨，何能治国服天下？”
李世民采言纳谏是出名的，当时谏诤之风盛行，犯颜直谏之事不胜枚举。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廷嫔妃，都不乏直言切谏之人。
又有人担心如此折损了天子的颜面，李世民反而长叹说：
“人不敢言，怨气难消，实情难晓，这才是朕最牵挂的。天子的威望全在治国安民，人们敢于直言，利在国家，朕为何要禁止呢？”
贞观六年（公元633年）三月，一次下朝后，李世民大骂魏徵该杀。魏徵的直谏让他难以忍受，一时的怒气发作使他失去了理智。长孙皇后听之无语，连忙退下。不久，她换上朝服向李世民拜贺，说道：
“君主清明，臣子才会忠正无私。魏徵直言上谏，可见陛下圣明无比，妾为天下人向陛下称贺。”
李世民马上醒悟，转怒为喜，他自言自语说：
“虚心纳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朕一时冲动，险些害了忠臣，误了国家大事，朕还当放开胸怀，自省其失。”
释怨卷第八（3）
穷富为仇，弥祸不消。 穷人与富人互相仇视，遍布的祸患就无法消除。
穷富差别造成的对立自古难去。穷人和富人互以为敌，严加戒备，由此激发的祸患层出不穷，双方的损失都是极为惨重的。消解双方仇怨的途径绝不是罕有，重要的是富者要戒除为富不仁的行为和狂妄态度，穷者也要摆正心态，不能因穷生恨，狭隘地视富为仇。没有人甘于贫穷，也无人富不思保，穷富之间只要善于应对、处置得当、各有所止，双赢的效果就会出现。
王莽末年，盗贼蜂起，天下乱成一团。年轻的第五伦团结族人和贫苦乡亲，修起了营垒，用以自救。铜马、赤眉等几十支军队都没有攻下第五伦的营垒，当地郡尹鲜于褒十分欣赏他的才能，收他做了自己的属吏。
第五伦后来掌管乡中诉讼和赋税之事，他深感责任重大，多次交代下属说：
“穷富成仇，只因财富不均，官多贪婪横取。我们执掌大权，一言一行都关系民生疾苦，绝不可干下害民贪占之事。现在民心多怨，只怕再扰民，民不堪受，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各位务必谨记。”
征发徭役之时，上级官员授意第五伦多收钱财，第五伦一口回绝，他义正词严地对上级官员说：
“民已穷苦不堪，再行加收，于心何忍？你我乃朝廷官员，俸禄丰厚，衣食无忧，何致因些小钱与民结怨呢？”
第五伦执意不肯，百姓虽得到了实惠，可他却屡受打压，久不升迁，一气之下第五伦弃官经商，改换姓名迁到了河东之地。
后来，鲜于褒把他推荐给了京兆尹阎兴，阎兴让他做了主簿。第五伦受命督铸钱掾，管理长安市。上任之后，第五伦统一了秤、斗、斛的标准，严打欺诈行为，他召集商人，警告他们说：
“穷人多艰，你们致富，不能见利忘义，行奸使诈。如此经商，必遭民怨，长此以往，人们恨意爆发，你们不仅无生意可做，只怕命也不保。若因此造成国家不安定，你们更是罪不可恕。”
第五伦严查死管，惩治了许多不法商人，长安市的秩序井然，百姓称颂不绝。
释怨卷第八（4）
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光武帝刘秀下诏让他担任会稽太守。这是二千石的高官，但第五伦却以清贫作为家训，反复告诫家人说：
“我为高官，俸禄优厚，遭人嫉羡是难免的事。若不知检点，以富压人，只会让人们的嫉恨愈加膨胀，说不定有一天大祸临头啊。时下百姓十分困苦，衣食尚忧，我们该扶危济困，化解隐患。”
为了省下钱财，第五伦亲自铡草喂马，他的妻子亲自下厨做饭。他把自己的俸禄，只留下一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贱价卖给百姓中的贫困者。
有人劝他不必如此自苦，且说：
“人各有命，以大人一人之力，救得了天下穷人吗？大人清廉自守，不贪不占，已然不易了，何苦自损惠人呢？”
第五伦一笑说：
“我出身贫寒，自知民之艰难。如今我侥幸得享富贵，岂能忘本自肥？为官者不为百姓分忧，终遭人弃，我这是为我自己积攒功德，何必说的那么好听？”
他始终抱着平常心态以行善举，在百姓面前毫无官架，问寒问暖。当时，会稽的地方风俗，人们喜欢祭祀鬼神，不惜用牛作为牺牲，浪费了大量财产，百姓家中都很困乏。第五伦面对陋习，倡言阻止，他的下属便对他说：
“这种风俗，天长日久，百姓深信之。他们都说，如果自己吃掉牛肉，不用它来祭祀，便会患病，临死还会发出牛叫的声音。从前太守无一人敢下令禁止，大人何必自找麻烦？不如任其自便好了。”
第五伦斥其荒谬，马上写出檄文，颁告所属各县。宣布说：如果巫师假托鬼神欺诈、愚弄百姓的，立刻处死；百姓随意杀牛祭祀的，从重处罚。渐渐地，这种习俗被根除，百姓生活安定，日子也比以往富足了。
永平五年（62年），第五伦受人诬陷，被朝廷征召。获罪上路之时，当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鸣屈叫冤，追随押送他的车子，一同前行。给朝廷上书的官吏百姓有一千人之多。汉明帝听闻此情，也被感动，下诏赦免了他。第五伦出狱之后，动情地说：
“大祸得解，这是百姓的功劳啊。我自愧施恩不多，所得的福报却是无法想象的。”
心卷第九（1）
欲无止也，其心堪制。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思想可以制伏它。
正确的人生观主宰着人生的方向和命运，它是战胜人性弱点、克服心理障碍的灵丹妙药。人的欲望无穷无尽，如果任其泛滥膨胀，人类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其个人也只能多行不法，自取灭亡。在思想上加强“止”的认识和修养是必要的，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和哲学高度，“止”的层面深合世理，博大精深，韵味无穷，是无数贤人能者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其益处自不待言了。
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辅佐勾践二十多年，灭掉吴国后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
“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
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
“你遍历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一天吗？现在功高职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
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他只对家人说：
“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这样的君主岂能轻信？”
他的家人不想逃难，也不相信范蠡的判断，他们说：
“以你的功劳和与大王的交情，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富贵得来不易，眼下正是再进一步的时候，机不可失啊。”
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说：
“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福祉。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悔之不及了。何况远离官场，无争无斗，自得其乐，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归宿，又有什么不好呢？”
他于是不辞而别，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
范蠡头脑聪明无比，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不长时间，他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忽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说：
“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再不会有什么好事了。”
任齐相三年后，范蠡退回了相印，又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
“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此乃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心卷第九（2）
范蠡开口说：
“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恃富不仁，财多就无好处可言了，何如放弃呢？”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最珍贵的宝物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不顾家人埋怨，自觉无比快乐。时间一长，范蠡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口有怨气地说：
“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口言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言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
“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认为陶邑位于天下中心，道路四通八达，正是交易的好地方。他于是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方法，买贱卖贵，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用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号称“陶朱公”。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他为此表白说：
“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但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心卷第九（3）
惑无尽也，其行乃解。 疑惑是没有尽头的，践行就能解除它。
人心充满多种疑惑，这是正常的，也是必须解除的。疑惑不能自动消失，不身体力行，不勇于实践，就永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在疑惑面前止步不前、畏惧无为的人，绝不是“止”的智慧的显现，在是非不清的前提下，任何思想都是茫然的，更不可能是正确无误的。践行难免存有错失，不践行的错失更大，“止”的含义全在停止错失，却不是停止人们为解除疑惑而付诸的实际努力。
西汉宣帝时，赵充国官居车骑将军之职，见识过人，谋断无双。
当时，羌人和汉人常有冲突，朝廷深为其苦。为了解除此患，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西羌，安抚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对义渠安国交代说：
“羌人狡猾，你此去重在察访实情，据实应对。”
义渠安国来至西羌，先零羌的首领盛情招待了他，好话说尽，表现得十分恭顺，义渠安国受其迷惑，一时将汉宣帝的吩咐忘之脑后。先零羌的首领提出迁移到湟水北岸放牧的要求，又谎言说此举可让羌人安定，义渠安国不及细察，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又上书力言此议的好处，让汉宣帝加以照准。
汉宣帝召集群臣就此商议，赵充国独具慧眼，他对汉宣帝指出说：
“羌人不谢罪上表，却先谋自安之道，欲求北迁，着实让人疑惑。义渠安国不深察其用心，就轻言上奏朝廷，失职大矣。以臣看来，此举包藏祸心，名为渡河放牧，实则是要与匈奴会合，对抗朝廷，陛下若是批准此议，西部边防将无宁日了。”
汉宣帝犹豫不定，此议便拖下未决。不久，羌人自渡湟水，当地郡县都无法拦阻，其意自明了。
汉宣帝深服赵充国的先见之明，急召他询问应对之策。赵充国凭着他对羌人的深入了解，向汉宣帝建议说：
“现在敌情不明，行动就没有根据。依臣愚见，陛下要做好三件事。其一，派人巡视边防，查漏补失，做好应变准备。其二，时刻打探羌人动静，查清其虚实，做到心中有数。其三，立足长远，趁谷价低时，收购二百万斛粮食备用，以待他年征战。”
汉宣帝时担心地说：“”
修身卷第十（1）
服人者德也。 让人信服的是一个人的品行。
品行的影响力，是强权和势力无法做到的。强权和势力可以使人暂时屈服，但不会让人心悦诚服，而这正是最大的隐患。一个人的失败可以有多种原因，但如果他品行不失，就终有成功的转机。一个人的成功能找出许多理由，如果他品行不端，就不会善始善终。人们只有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尽心尽力，永不背叛，而品行不端的人无恩无义，自难使人为他效命了。
晋文公上台之后，图霸天下。他的大臣子犯却以为不可，他进言说：
“主公新立，百姓不知主公仁德，纵是屈从也是心不在焉，主公哪有胜机呢？倘若人心未服而争霸天下，必生变乱，到时晋国尚是不保，更难让天下人归附了。”
晋文公心领神会，他压下野心，首先在治理国事上树立仁德的形象，有损其声望的事他一点不沾，纵是委屈自己也欣然自慰。
由于当年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安定了王室，此时周襄王便赏他阳樊、温、原、攒矛四邑。四邑之中，只有原邑不愿归顺晋国，晋文公无奈起兵来攻。
原邑的首领原伯贯为了抗拒晋军、聚众参战，他散布谎言，欺骗原邑百姓说晋兵滥杀无辜，阳樊的百姓让晋兵都杀光了。原伯贯的手下有人曾劝阻他说：
“大人欺骗百姓，只能骗得一时，又何能为大人树立威信呢？大人当以德行号令百姓，这才是长久之道，否则原邑必失也。”
修身卷第十（2）
原伯贯不耐烦道：
“形势危急，我还考虑那么多吗？眼下保邑要紧，只要能激起民心，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听闻晋兵如此凶残，原邑百姓一听大恐，便纷纷武装起来，誓死保卫原邑。
晋文公和大将赵衰率兵前来，见原人同仇敌忾，心中暗惊。赵衰思忖片刻，他向晋文公建议说：
“如此局面，皆因原人不信服主公之故，只要主公取信于原人，原邑不攻也可归主公所有。”
赵衰细陈其计，晋文公连连称好，于是他派人和原人约定，如果三天之内晋军攻不下原邑，晋军就自动撤兵。
原邑军民不信其言，只是拼死力战。晋军攻到第三天，这时有原人偷偷溜到晋军营中，向晋军说：
“我们抵抗，都因听信了原伯贯的谎言。现在我们已经探知晋军并未杀害阳樊的百姓，所以议定明晚偷开城门，迎接你们入城。”
这样的喜讯，晋军将领听之振奋，遂不把先前约定之事放在心上。晋文公却不以为喜，坚持依约撤兵，他对劝他改变主意的各位将领说：
“品行是一个人的最大财富，信用是维护品行的一大支柱，治国处事，都依赖它啊。我已约定在前，如不守约示信，就是品行有失，谁会真正信服我呢？若为原邑让我愧对天下，我是不屑这样做的。”
第二天天一亮，晋文公就传令班师。原邑百姓见状，感佩不已，他们互相传颂说：
“晋侯宁失城不失信，真是少有的有道之君，有这样的君主治理原邑，当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原邑百姓马上遍插降旗，许多人还出城追赶晋军，原伯贯阻止不住，只好乖乖投降了。
晋文公和赵衰单车进入原城，他丝毫不以征服者自居，反是礼下于人，十分谦恭，原邑百姓欢声雷动，场面十分热烈。
在如何处置原伯贯的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以树权威，晋文公不但不肯，还以王朝卿士的礼节相待原伯贯，他就此说：
“杀人害命，乃不得已而为之，岂能轻言杀戮？我军既已获胜，当以养德安民为要，还是不杀的好。”
原邑之行，极大地提高了晋文公的威望，他的仁德传遍天下，为他日后争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修身卷第十（3）
德之不修，其才必曲，其人非善矣。 品行不培养，人的才能就会用于偏邪，他的下场便不是善终了。
有才无德的人对他人的威胁最大，他们所造成的祸事也是最烈的。没有了道德的约束，一个人的才能纵是再大，也是不可依靠和信任的。那种重才不重德的人，不仅会迷失方向，更会成为他人的工具。才能不能代替品行，品行的增长有助于才能的提高，亦能规范才能的施展空间。自古无有善果的人，多不是他们无才所造成的，由此可见，无德才是人之大患。
宗翰是金朝国相撒改的长子，十七岁时就以勇敢出名。他的见识和才能也是别人不及的，当初阿骨打不肯称帝，别人的劝谏一概不听，宗翰此时就对阿骨打说：
“我军威望，全系主公一人，如果主公不顺应民心称帝建国，就无法团结天下民众。此举关系我军存亡，主公若存心谦让，反而会误了大事。”
一语点醒了阿骨打。金朝从此建立，阿骨打是为金太祖。
宗翰年纪虽轻，却足智多谋，屡建奇功。1121年四月，宗翰上奏金太祖，大胆提出征伐之议，他分析说：
“辽主德政不行，现已众叛亲离，貌似强大，实不堪一击。我军若大举进攻，必功有大成，此机万不可失啊。”
金太祖对宗翰十分欣赏，他曾在群臣面前夸奖宗翰说：
“我们宗室家族的人比你年长的多了，但是如果选择元帅，没有谁能够取代你。”
完颜雍做皇帝时，宗翰已是统掌军权的朝廷重臣，完颜雍是他的侄子，身为叔父的他并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完颜雍心中气恼，他的谋臣便献计说：
“宗翰自恃功高多智，陛下切不可小视他。若要除他，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打虎不成，反受虎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