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凤凰周刊特约撰稿 / 孙兴杰
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城市，这个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是几千年来历史沧桑的见证，而1453年的那场战争改变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也是在第一次拜访伊斯坦布尔之后，就跟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十年后，他写下了《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成为他著名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之一。
阅读这部史书，读者可以重温那段历史，体会世界历史转折点上的扣人心弦和腥风血雨。于当今世界而言，克劳利的这本著作似乎是“文明冲突”的解毒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至少表明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隔阂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欧洲”，在历史上也是支离破碎，由此来反思一下欧盟在今天面临的困境，也许是极有意义的。
欧元危机、欧俄对立、中东变局，凡此种种，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地中海，尤其是地中海的历史。克劳利的“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可以说恰逢其时，也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的历史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历史的叙述不但有严重的欧洲中心论，而且是西欧中心论，一般的说法就是，近代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因此，地中海的历史也就变成了细枝末节。克劳利重新将视角集中于地中海，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了文明交界的地方。君士坦丁堡这座千年古城，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风霜，一座城的历史，凝结了文明融合、帝国的争锋，而那个时候，地中海与君士坦丁堡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
一般来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攻陷，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但是仔细想想，这种说法只是西欧人的观点，至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一直是以罗马帝国自居的。从476到1453年，几乎是1000年的罗马帝国史就被抹掉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拜占庭帝国并不愿意与欧洲为伍，认为“西方”是蛮族之地，而近代以来，欧洲以奥斯曼帝国来想象“东方”，并建立了一个专制、野蛮的“东方”印象。而西方与东方的对调，就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如果不转变历史观，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和客观。
君士坦丁堡，从公元330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主持建成，到1453年陷落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共经历了1123年时间，期间至少有23次被围攻的经历，这座千年之城也就有了“不死”的神话。
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是帝国的永久性屏障，和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具有了神性。城墙汇聚了古代世界城墙防御的智慧结晶，几乎可以称为艺术品，但当冷兵器时代的城防工事，遇到火药以及随之而来的巨炮的时候，这个“不死”神话破灭了。1453年的世界也处于革命性的转折点，它是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先声，从那个时候，欧洲开始大航海运动，偏居一隅的欧洲开始塑造世界。
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不仅有穆斯林军队，还有各种蛮族，包括来自天主教世界的“圣战者”，而奥斯曼帝国最终将这座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至少表明，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代表着一种强势文明和力量。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失去了活力，它面临的是一个具有“世界帝国”野心的穆斯林君主和国家。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认为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刺儿”，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兴起之后，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阿拉伯帝国就成为中东地区的霸权，波斯帝国被吞并，拜占庭帝国也不断退缩。在674-678年和717年，君士坦丁堡两度遭遇穆斯林军队的围攻，有惊无险，君士坦丁堡安然无恙。第一次是拜占庭帝国的海军用“希腊火”赢得大胜，其实就是黑海天然油井的原油；第二次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以外交伎俩和寒冷的冬天打败了穆斯林军队。两次攻城未果，先知的旗手艾优卜战死于君士坦丁堡城下。
对于穆斯林的君主来说，君士坦丁堡是必须要征服的目标，但是当时的攻城战术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伊斯兰教的传统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伊斯兰之地，也就是穆斯林信徒的居住地；一个是“战争之地”，也就是异教徒的居所，要对异教徒发动“圣战”。
所谓的“圣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要让异教徒皈依真主；二是物质层面的，可以对异教徒发动劫掠，对他们征收重税。善恶二元的世界观，在君士坦丁堡碰了一脸包，伊斯兰的帝国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君士坦丁堡依然固若金汤，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新世界”：停战的世界，事实上也是对君士坦丁堡“不可征服”的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存在，让两个世界变成了三个。
717年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失败，15年后，伊斯兰军队遭遇了另外一场失败，法兰克王国的将领查理·马特在图尔战役中大胜，将伊斯兰帝国的扩张挡在了比利牛斯山。直到1453年以后，伊斯兰军队又获得了大举北进的机会，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
君士坦丁堡处在法兰克王国与伊斯兰帝国之间，同时处于两种文明的挤压之中，当它沦陷之后，两个世界有了直接对撞和冲突的机会，从1453年到1683年的两百多年，天主教世界一直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之中，只是欧洲人更愿意从1683年开始讲述这段历史，因为奥斯曼已经走下坡路了。
自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很多人开始用“文明冲突”的眼镜来看待历史，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更是一个代表性的例证。虽然君士坦丁堡遭受了几十次来自各种文明和种族的围攻，但是，最终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将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头颅割下来了。
这座千年城市的陷落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冲击，不亚于“9·11” 对现代世界的冲击，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像巨浪一样涌向欧洲天主教世界，“君士坦丁堡陷落”也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很多文化精英都记住了这个时刻，比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如同当下很多人还能记得听到“9·11”恐怖袭击消息的时候，自己正在做什么。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天主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没有了，奥斯曼帝国开始向巴尔干半岛长驱直入。值得一提的是，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们并不反感奥斯曼帝国，他们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而缴纳的税赋也比之前低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了新的东正教牧首，并且将三万多希腊人奴隶安置下来，后来成为著名的希腊区。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元的，甚至带有一些世俗色彩的帝国，帝国精英并不完全来自于突厥人或者穆斯林，也没有形成封闭顽固的贵族阶层，1453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很多来自于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穆罕默德二世的偶像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等，他渴望的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现在穆罕默德二世要西征，攻陷君士坦丁堡是他建立世界帝国的关键一步。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头颅被带到埃及、波斯等地，以彰显穆罕默德二世的武功。
如果将视野再拉长一点，就会发现，奥斯曼帝国其实是中东地区帝国的延续，奥斯曼人虽然来自中亚草原，但是却融合了伊斯兰的信仰、游牧部落的骑术、拜占庭帝国的管理经验，以及来自西方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为攻打君士坦丁堡立下汗马功劳的巨炮，出自匈牙利人乌尔班，而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主要依靠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国家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毕竟是游牧部落“蜕变”的国家，善于在陆上征战，却不长于海战。在奥斯曼帝国，很难分清文明的界线，毋宁说是文明融合的产物。
为什么会出现文明冲突的说法？一方面是现代学术范式对历史的切割，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原先模糊的状态很难持续下去了，希腊人或者奴隶怎么可以做高官呢？另一方面是历史还是胜利者书写的，1453年是基督教世界的失败，但是最终基督教世界真的重新塑造了世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崩瓦解，欧洲人笑到了最后。
1453年之后，大受震动的基督教世界开始“想象”奥斯曼帝国，将穆罕默德二世描绘为嗜血的君主，君士坦丁堡陷落时的惨景被人不断书写，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城破可以劫掠三日，但是一天之后，这座城市就被洗劫一空。洗劫城市以作为战利品并非奥斯曼帝国所特有，欧洲人到了19世纪还是这么做的。
其实天主教和东正教在1054年大分裂之后，就决定了双方的鸿沟要比所谓的“文明冲突”更烈，1204年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天主教也未伸手去救援，岂不是奥斯曼帝国潜在的合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