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官僚制初探
秦汉以来，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官僚制度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而且，官僚制度是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内生产 物，有官僚必然就会有政客，尤其是两汉以来形成的特殊的外戚干政与宦官干政现象，使得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官场结构中，存在着明显的官僚与政客两种政治角色。 而且，中国古代官场中特有的幕僚制度，导致各级行政层次上存在着大量的技术官僚，并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亚官僚文化———幕僚文化或师爷文化。
早在秦朝，中国就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官僚政治，换言之，中国早在秦朝就在政治结构中划分了官僚与政客两种政治角色。一般认为，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特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我 们认为，其中的官僚政治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内生产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种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统一国家， 必然会在政治上内生出官僚体制。中国秦汉以来的政客群体，并非通过政党选举的渠道获得政治权力，而是在君主专制下，通过非正常的改朝换代或正常的皇统世袭获得的。
虽然两汉以来，习惯法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帝位的制度，但皇子皇孙并非孤立的个人，在其身后还有宗亲皇族、后妃外戚、宦官三师，这些人一旦拥戴皇帝成功，往往因此而获得政治权力，这些人通常就构成了历朝历代的政客。围绕皇权的争斗，产生了君主专制下各种政客的派系之争和党锢之祸，进一步还形成了后妃干政、外戚擅权、宦官专政等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乱象和政治腐败。中央集权作为一种
国家政权的结构形式，与专制主义具有内在的联系。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就 是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可言，必须坚决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因此，在行政 管理方面，高度的中央集权必然要求各级官员效忠皇权，正所谓“官为君设”。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中的官僚群体，尤其是高级官僚或品官，由于其对皇帝及其皇帝身 边的高级政客的人生依附关系，使其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政客的身份和角色意识;并且演化出了中国古代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政治怪象。区分官僚与政客的另一重要 标准是政治权力的获取方式或官僚和政客被选取的方式上的差异。在古代中国，选拔官僚尤其重视其受教育的程度和社会出身。隋炀帝创制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隋唐以后，科 举制成为政府铨选各级官僚的主要途径，直到光绪31年清政府取消科举制，其间1300年的时间内，科举一直是政府选拔官员的最主要途径。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士人成为官僚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秦汉以来形成的根据社会出身或家庭出身选拔官员的方式，例如举荐、九品中正制、恩荫、保举等， 一直是朝廷选拔官员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外族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高级官僚的选拔尤其注重民族成分和家庭出身。至于以皇权为代表的政客，则大多是世袭或以非正常手段获得的。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官僚与政客的这种角色区分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模式是十分明显的。自秦始皇创立官僚政治体制开始，官僚与政客的这种角色区分就十分明显并成为千古不变的 陈规陋习。官僚只是皇帝推行政策的工具，官僚必须忠于皇帝。
官僚政治的实质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就是官僚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和下级官僚对上级官僚的人身依附，凡事只是奉命而行，只对上级负责，这就是官僚政治的核心，这就是各级官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所谓优秀的官员根本上就是政客“灵巧的工具”，充其量是能够帮助 政客进行复杂的政策选择，并创造性地执行政客制定的政策。这种管理和决策上的差异影响了政客与官僚对待事物的态度、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在意识形态上必然要求高度的统一，并因此而形成文化上的专制性。政客和官僚的意识形态差异性不是十分明显，但因此也 造成了官僚行为的保守性，官僚处理政务惟以上峰脸色为准，从而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西方的官僚与政客的角色划分不同，中国的官僚角色还可以进一步做官员与胥吏的区分。官员与胥吏的区别在于:
(1)职责不同。官员主政，胥吏辅佐。官员对上级负责，胥吏对官员负责。
(2)任期不同。官员实行任期制，胥吏实 行常任制。
(3)任职回避要求不一样。官员任职要求回避血缘，姻亲，籍贯，师生，同门，派系等等，而胥吏则基本上是土著，而且往往是父子、兄弟、师徒、亲 友相传或提携，乃至形成了明清时期对中国政治影响极大的绍兴师爷帮派。
从角色划分和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胥吏是中国古代最严格意义上的官僚群体，是古代中国官僚政治最典型的表现。
从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中也能发现中国在明朝末年之所以未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 “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而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因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内生产物，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在政治结构上的必然要求，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古代中国没有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的关键原因，并不像林毅夫所说:“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古代中国没有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的关键原因仍然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 因为，官僚政治、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科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特有的考试的课程设置和激励结构等等都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的产物，是结果而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