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仲敬书评、讲稿集（八）
目录
壹 刘仲敬：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书评
贰 刘仲敬：“经验才是我们唯一的向导”——《民主的奇迹》书评
叁 刘仲敬：只有在无知的黑暗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书评
肆 刘仲敬：混沌边缘——《漫说哈耶克》书评
伍 刘仲敬：哈贝马斯：守卫社会的边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书评
陆 刘仲敬：逸民高士眼中的梵高——《梵高生活》书评
柒 刘仲敬：壶中乘化镜中身：齐泽克和虚象世界所能超越之轻
捌 刘仲敬：陈查理的历史珍玩馆——《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书评
玖 刘仲敬：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Puck of Pook's Hill》的评论
拾 刘仲敬：詞章之道迄于六朝已備——《玉臺新詠》书评
壹 刘仲敬：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书评
晋唐士流品鉴人伦，例以婚宦为先，即后世所谓“两榜正途”、“明媒正娶”之滥觞。个人之才之美，非其所必重。衡诸理性，实有未洽；验于经验，十得七八。无他，正途者先天有安全感，无大过恶不足以撼动根基，易于培植坦荡宽弛、和易惠人之德。坦荡者得众，惠人者受惠，自然之势。个人才美，可有可无，纵令愚庸，亦不过屡战屡败，红利无归，本金自若，元气无亏，不碍其善终。异途者多有奇才异禀、真爱痴情，然其出身侥幸，即足以放大其不安全感，扭曲其性格，好行诡道，多生疑忌。诡道戕人而自戕，疑忌绝人而自绝，亦自然之势。虽有大才丽质，亦不过百战百胜，无非守成，一败涂地，根基荡然，不为凶终者鲜。此道施诸异日，亦无大谬。盖个人理性出于历史经验，有文谋略出于无文传统，小不能测大，偏不能概全。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即休谟哲学之反面教程。
立国立人，皆自有其本末。经验为本，理性为末，亦无大异。法统者，本也；政制者，末也；至于政策美恶、人物黜陟，尤末节之末节。国运之隆，不在长吏之廉能，而在民情之固结。能“两榜正途”、“明媒正娶”（“循例继承”、“公认当选”）者，亦无须才美，无大过恶即可。托克维尔所谓“北美长吏不以贤能而当选，而以当选而贤能”，即祖述此意。以民主为法统者，民主为善，其善不在民主而在法统，不在“当选”而在“循例”、“公认”。 法统者，有例之治，置一般性规则于机会主义之上之意。法统可以有民主，然并非必然，无民主之法统并非不能设想。法统之对语不在民主，亦不在不民主，而在武断无例之治。武断之极致，在于革命或僭主之治。
民主虽不足以为法统，然无民主之僭政决不能以无民主之故而优于有例之治。纵令民主至于民粹，以福利重税为祸，若法统尚在、司法审查有实，犹愈于虽有名义轻税，而财产不能抗拒武断征收、人身不能抗拒武断监禁。市场之为法权体系，出于有例之治。重税之害，害其红利；武断之害，害其根基，非轻税所能抵偿。以民主为神主者，私智也。知民主之不可恃，自命大智，转而以无民主之僭政可恃，亦私智也。私智之为私，在于过信一己智术，轻视历史经验，以巧辩虚荣为至足。不悟立国立人，系於一己智术者皆甚微末。有道之邦以例不以智，亡国之民师智不师古。以文胜质，召乱取侮之道也。语云：捷才不如大智，大智不如庸德。法统：国之庸德也。
贰 刘仲敬：“经验才是我们唯一的向导” ——《民主的奇迹》书评
著作的价值取决于作者和假定读者群的协调，不同的读者群自有不同的需要。许多无谓的争论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双方心目中的读者群不同。泛泛地说：有健全常识的普通读者需要综述，有专业知识的特殊读者想要创见。《民主的奇迹》属于前者，正如《马歇尔与最高法院》（柯文）属于后者。鲍恩在后记中承认：为了控制篇幅，她对最关键的宪法问题仅仅是一带而过。更重要的是：她的写作方法更多地属于文学，而非历史研究。她将四分之三的篇幅用于历史背景、人物心理和过程介绍。对专业人员而言，这些都是多余的。你只要查看页面下的注释，就会发现她引用的第一手材料非常之少。因此，本书的目标读者大概就是《弑君者》（罗伯逊）的读者群。这个群体恰好相当于林达系列作品和刘瑜《民主的细节》的读者群。（刘瑜本人的名字出现在四位推荐者之列，就更说明问题了。）据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些读者抱有“以史为鉴”的期望，对寻章摘句并无多少兴趣；作者对此相当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以史为鉴”的著作就是价值观和问题意识的凝聚，二者都体现于书名。一部描写费城制宪会议的著作没有取名为“盎格鲁自由的传统”或“法统保守主义战胜国会主权的奇迹”，多少有点名不副实。“民主”一词吸收了“自由”、“法治”、“宪政”的涵义，集真善美于一身；其实是二战宣传斗争的产物。希特勒德国对上述所有价值发动了疯狂的攻击，以致于一切遭到纳粹威胁的理想都纳入了“民主”旗下。近代思想界的观念远不是这样。洛克和休谟、克伦威尔和克拉林敦、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心目中的“民主”概念非常接近于古希腊的原义：不稳定多数派的混乱统治，多数人的意志随时可能践踏法律、自由和财产。这种“没有法治的民主”公共形象并不怎么正面，类似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有前途的政客不太愿意接受“民主派”的头衔，却很乐意把这顶帽子栽赃到对手头上。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中，保王党毫不吝啬地把这种头衔赠送给长老派。后者象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待“社会主义者”嫌疑一样，避之唯恐不及。长老派象击鼓传花一样，用同样的指控打击独立派。其实，独立派的柱石克伦威尔和埃尔顿对“民主”只有一种理解：群氓妄图破坏自由与财产；而他们正是为了抵抗国王对这两种价值的武断干预，才发动了这场内战。未来的护国公对保王党、苏格兰人都采取先礼后兵的态度，只有谈判失败后才付诸武力；对鼓吹民主的煽动家却是立刻镇压，丝毫没有良心的责备。
美国独立战争的旗号不是“美国人的民主”或“人类的民主”，而是“英国人的传统自由”。美洲殖民地的某些精英可能暗中另有想法，但他们犯上作乱的官方理由始终如一。威斯敏斯特国会自称掌握全帝国的主权，侵犯了殖民地古老的特许权。都铎和斯图亚特诸王授予美洲臣民特许权的时候，威斯敏斯特国会根本没有参与其事。殖民地立法议会和国王代表（总督）的关系，跟威斯敏斯特国会跟国王代表（内阁大臣）的关系一模一样。二者一向平行而互不隶属，经历内战、复辟和光荣革命而谨守成例。威斯敏斯特凭什么自封为殖民地议会的上级，甚至武断撤销殖民地自古以来的特许权？殖民地维护英国臣民的“自由与特权”，其宪法意义相当于长期国会反抗查理一世、非常国会推翻军事独裁。
这种正当性理论不是美洲人单方面的宣传。当时和后世的英国政治家、宪法学家依据同样的框架理解独立战争。众所周知，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形成有赖于历史的偶然。汉诺威王朝最初两位君主从德国入承大统，英语水准不高。他们无力象威廉王和安女王那样，亲自主持内阁会议，从而产生了宪法中原本不存在的首相制度。（我们不要忘记：光荣革命的立宪君主制观念不是“君主统而不治”，而是“君主主持阁议，遵守王国法律和习俗”。）然而，第三代君主乔治三世生在英国，已经有能力而且有愿望秉政。他对美洲事务施加了强有力的个人干预，为前朝所未有。如果国王的施政成功，王室很可能恢复威廉王时代的大权。幸而国王先失败、后发疯，使大权回到首相和内阁手中。二十年的亲政实验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当时的柏克和二十世纪的屈勒维林都庆幸本国的失败；因为美洲人不仅保全自己的自由，还保全了母国的自由。
《民主的奇迹》略去了所有这些背景，代之以非常类似《光荣与梦想》的基调。在这种基调下，读者发现麦迪逊、格里等人在发言中很不尊重“民主”（当时语境中的民主）、非常强调财产权，不免感到突兀。作者用丹尼尔·布尔斯廷或威廉·曼彻斯特式的语气解释说，这是北美的特殊环境造成的。在地广人稀、人力不足的美洲，任何诚实劳动的人不可能弄不到土地。美洲的贫富差距从来不象欧洲那么悬殊。这些事实完全正确；但能否解释作者所说的现象，非常值得怀疑。财产权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即使利尔本和罗伯斯庇尔都毫无异议。英法两国的贫富差异并没有造成“新政”式社会正义观。后者崭露头角应该归功于1848年革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多少享有体面的地位。依据作者视为理所当然的新型民主观，制宪会议不是“民主的奇迹”、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奇迹”。
从总体上看，独立战争无疑推动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但成就不算特出，更不能体现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从技术上讲，如前所述，殖民时代的北美已经远比母国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平等。独立和建国又没有带来精英集团的明显断裂，“绅士的共和国”仍然由殖民地的绅士统治。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甚至相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的“社会公正”倾向，美国革命最鲜明的特色反而在于社会意义上的保守。邦联时代，东北各州实施了比较激进的改革。主要内容是一院制国会、扩大选举权、法官选举制。作者提到的宾州模式和没有提到的佛蒙特州模式就是这一期民主化的成果，但实验效果只能说利弊互见。法官选举制尤其饱受诟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声名狼藉了。这种制度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使法官沦为竞选团体短期利益的奴仆。即使杰斐逊都表示，这种实验要不得。后来，屈勒维林嘲笑说：英国人认为什么都可以民主化，只有法官职务和酒馆执照例外。其实，这话也适用于美国人。
稍后制定的纽约宪法体现了保守派司法传统的胜利，赢得了不少喝彩。制宪会议在司法审查权方面用心最密、效果最好，跟上述的背景分不开。或者用更加直截了当（更不政治正确）的语言描述：制宪会议是革命的结束，是“人心思乱”转向“人心思定”的标志。制宪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政治革命维护社会保守。制宪会议的成功和宪法的长期稳定证明：国父们善于理解和完成他们的任务。革命时期和邦联时期出现了许多不成熟的政治实验，包括前述的司法选举制和汉密尔顿等人的纽约废奴运动。随着制宪会议的成功，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有等到南北战争前夜，革新的精神才会卷土重来。华盛顿将军结束了自由黑人争取参军的尝试，杰伊结束了司法选举制。这当然不是因为国父们缺乏个人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弗吉尼亚绅士积累的政治经验仍然是本州和全国不可或缺的财富。年轻的美国经受不起一场社会革命的代价。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几乎是所有国家和所有革命的规律。制宪会议的成功、激进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由民众的宠儿变成公敌，都反映出当时风气的转变。潘恩只怪华盛顿忘恩负义，“经验才是我们唯一的导师，理性反而可能误导我们。”特拉华代表迪金森如是说。这是一份经验保守主义战胜理性激进主义的宣言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制宪会议才得以奠定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司法权力（甚至超过了母国英格兰）。众所周知，司法权是三权中最“贵族”的一支。因此，毫不足怪：在这次会议上，支持国会管辖司法权的一方与民主派-反联邦派高度重合；支持司法独立和强化司法审查权的一方与保守派-联邦派高度重合。然而，宾州的失败和纽约州的成功使民主派抬不起头来。理论对他们有利，经验却判决他们败诉。司法审查-政治保守的隐形联盟一直持续南北战争前夜。在许多（特别是启蒙派）中国读者眼中，马歇尔大法官维护司法审查权的丰功伟绩是民主宪政（启蒙派几乎把这两者视为一体）的胜利；但在当时党派政治家眼中，这简直是联邦党反民主势力利用司法权的非民主性为逋逃薮。
盎格鲁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前者意味着新教道德、社区责任和普通法特权。后者意味着天主教-绝对君主制正统主义-国家主义。盎格鲁保守主义一旦出现在英语世界以外，就会（相对于当地的保守主义）表现为近乎激进主义的外貌。不过即使如此，盎格鲁自治社区和宗教、法律传统仍然会阻止盎格鲁保守主义与民主普世价值合流。盎格鲁的传统只能支持盎格鲁人的自由，支持不了全人类的民主；除非通过盎格鲁帝国主义的方式。
政治上，盎格鲁保守派的责任观主要体现于他们对人民代表的看法：人民选举代表，不是需要应声虫和谄媚者；而是需要品德和判断力高于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民代表应该以人民的忠臣自居，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冒犯人民的感情。人民代表是辛辛那提，不是卡提林；是伯里克利，不是亚西比德；是华盛顿，不是艾伦·伯尔！托克维尔对美国革命的评价最能反映这种价值观。他说：在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人民坚定地选出了最值得他们尊重的人、而不是他们最喜爱的人。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建国关键时刻的舵手恰好是这样一批人（联邦党人）；承平日久，美国政治家的素质也退化了。民主制度容易培养一种人民的佞臣，他们对待人民就像路易十四的廷臣对待君主：奉承主人的虚荣、损害主人的利益。
阿比盖尔夫人给老亚当斯的信件颇能体现盎格鲁保守派对激进派的刻板印象。她把丈夫比作寒霜不改劲节的苍松，把杰斐逊比作随风俯仰腰肢的蒲柳。这位“人民之友”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留下了煽情的斗争言论，以此获得了不小的政治资本；在英军来犯时正好担任州长，却弃城而逃。英军一撤退；他就不顾弗吉尼亚议会的抗议，匆匆辞去原本就只有两年任期的州长职务、将支撑危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他在邦联初期的政治实验期间，为“人民直接司法”钹鼓齐鸣。这种激进尝试在几年之内就声誉扫地；他又忽然做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赞美杰伊和纽约州制宪的保守主义。他声情并茂地谴责黑奴制度的罪恶，哀叹弗吉尼亚子孙难逃上帝的正义裁决；自己却背弃种植园主的家长责任，（奴隶制正当性的主要论据在于：黑人没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生存，只有在家长式保护下才能安居乐业。）非但出售黑奴、而且使他们母子分离。他跟女黑奴的奸情纵然纯属虚构，在巴黎沾花惹草的行径却是铁证如山----这些情书构成杰斐逊文学天才的最好证明。
激进派就是无根的“浮薄文人”。他们言大而夸，缺乏责任感；喜欢滥许无原则的诺言，却不能或不愿履行诺言；一面借口公共利益、嘲笑传统行为准则，一面在自己的私生活当中，为道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开脱；抽象地主张平等、同情弱者，具体地放弃精英责任、享受精英地位。保守派的箴言永远是“责任、荣誉、信仰”；“不妄作承诺，但总是做得比说得多”；“背弃信赖你的人，毋宁死”。他们轻视抽象的理论著述，重视具体的个人操守、尤其是家庭责任感；理论上否认平等、质疑弱者的自身素质，实际上却扶危济困、视之为精英应尽的责任。解放纽约州黑奴的人，是杰斐逊的敌人汉密尔顿。解救黑人奈特的人，是奴隶制的同情者约翰逊博士。罗伯特·李将军对待庄园黑奴的理论与实际，恰好跟杰斐逊相反：解放自己的黑奴，维护南方的特殊地位。
激进派是缺乏原则的政治家，以他们的领袖杰斐逊为例：他为了博取民望；不断修改自己的意见，追赶反覆无常、不负责任的民意。盎格鲁保守派的典范亚当斯恰好相反。他在殖民地群情激愤、暴民滥用私刑之际；挺身为枪杀市民的英军士兵辩护，为他们争取到无罪释放的判决。英军来犯之际，他的家乡是最早的战场。他在本地组织义勇，并没有抛弃职守、然后远飚海外。亚当斯父子夫妇都是基督教家庭美德的化身。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法国革命的风暴波及美国国内时，幸而有他辅弼华盛顿、抵制人民的一时冲动。否则，如果杰斐逊一伙人如愿以偿：对内破坏社会秩序，对外甘做法国的小兄弟、反对大不列颠及其欧洲盟国；谁敢担保美国的下场会好过巴达维亚共和国、海尔维希亚共和国和美因茨共和国？杰斐逊的私生活本来经不住攻击，但亚当斯在竞选中仍然对事不对人。亚当斯的人品本来没有弱点，杰斐逊手下的小报和竞选干事却不肯投桃报李、甚至攻击亚当斯的体型（他老人家不幸在中年以后发胖了）和夫妻关系。阿比盖尔夫人在信中嘲笑道：这两者只有她说了才算；但亚当斯毕生耿耿于怀。直到两人都已经风烛残年，杰斐逊写信请求和解；亚当斯仍然不能释怀。他相信：杰斐逊肯定事先知道而且默许此事。这不是政见问题，而是人品问题。
在制宪会议前后和建国最初十年，保守派几乎赢得了每一次胜利。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奠定了联邦的宪法，维护了有产阶级的社会霸权，强化了精英司法对民主政治的监护力度，确立了审慎的外交传统。这四项伟大成就足以保障合众国千秋万代安如磐石。即使万恶的煽动家-拍人民马屁者杰斐逊和民主派最终当权，也改变不了这座大厦的基本规模；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通过工党执政，也改变不了立宪君主制的基本规模。宪法与合众国的存在和延续本身就是保守派的证明；只有非主流派才需要著书立说，指点大厦那些地方需要修改。如果说保守派是大厦的建筑师，激进派就只是装修室内设施的家庭主妇。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和读书界引进美国历史著作，大都采取“一边倒”的立场，倾向于全盘采信激进派-民主派的著作。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上，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的史学之外，当然只有民主派的史学。他们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两者的势力都很少越出小小的知识分子圈（在盎格鲁意义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有“危险”和“外国”的气味。麦卡锡主义以调查“非美”活动为标榜，一点不是偶然。）在整个社会中，新教传统和撒克逊传统始终构成主流和基干。相对于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整个知识圈（无论左中右）都不过是水面上的泡沫。
作者没有深入探讨煌煌大典背后的暗流。对于面向大众的科普性著作而言，绕开有趣有益的历史叙事，旁及哲学传统、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精微学理，原本就不是明智之举。维护广义、而非狭义或原义的“民主”田园牧歌形象，非常符合二战以后的美国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家族相似性”，将自由、民主、宪政和家园之爱、家乡历史融为一体。用时下的流行语描述，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当然，作为可靠的“认知地图”，这样的著作对美国社会的两大根基（新教传统和撒克逊传统）估计不足。专业人士不会从本书中学到新东西，也不可能从中发现任何谬误。普通读者如果仅仅通过本书了解美国建国史，会有一些以偏概全、郢书燕悦的危险；然而就中国中等教育和大众读书界的现状，这种危险反而构成恰到好处的解毒剂。目前，不健全的教育和不健全的社会非常欢迎某些“皇国史观”著作的中国对应物。专业著作针对的读者圈极其狭窄，发挥不了科普、启蒙和解毒的作用。因此即使依据最保守的估计，本书对中国读者的益处也不会低于《时间简史》和《弑君者》。
就文学质量而言，中国所有专业、科普和文学从业者都应该对作者肃然起敬。她已经证明，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完全可以同时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普及作品并不比专业著作好写，“通俗而不谬误”只是最低标准，“历史正确而文学优秀”才值得敬佩。然而，中国同行通常连最低标准都做不到。至于最高标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就是最后一次成功范例。许多职业历史学家旁及科普，并没有给他们的专业增光。如果律师的作品《弑君者》和传记家的作品《民主的奇迹》能给他们带来有益的竞争压力，至少会造福读者。
叁 刘仲敬：只有在无知的黑暗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书评
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实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19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象由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万恶的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和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六十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象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轴心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深受五十年代新左影响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要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他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土地制度；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和中国一起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相当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做记录下来，做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就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赢得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作者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了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作者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就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某一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英国王室没有强大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作者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19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甚至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作者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象作者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将穆斯林暴力分子列入法西斯系谱。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尼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尼）。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物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你不幸读过全文，很可能不幸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就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19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做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列宁主义政党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统战、再消灭的命运。在作者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作者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作者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作者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伊德《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
肆 刘仲敬：混沌边缘——《漫说哈耶克》书评
蘇格蘭學派，經驗之學也。新古典，演繹之學也。奧派，先驗之學也。以心論跡，循名責實，新古典原應兼容二氏，二氏理應勢同水火。實則並非如此，出於現實政治、人事權宜者多而出於思想脈絡、邏輯自洽者少。哈耶克兼宗二氏，與有力焉。晚年變法幾於棄經濟學而取憲法學，久矣非奧派藩籬中人。然則奧派苟無哈耶克，僅足以稱名家。所謂别子為宗、自成門户者，秉其特殊語言，無從商榷方家、論劍華山，無異於馬派之孤芳自賞、自閉自棄。
哈氏晚年皈依休謨-達爾文式進化論理性，甚為普通法、語言、道德、自由市場之自發秩序同構性所動。百川入海、殊途同歸。天道（自然法則）之於人道（發現法律），無复有貳。中古基督教正統論之習俗慣例體現神意秩序、英格蘭普通法家之累積造法發現自然法，皆如是耳。其為先驗耶，經驗耶？純屬修辭問題。行為選擇而非理性選擇、經驗產生理性，是之謂也。人能見乎此，已知天道之大、人智之微；未必皆宗派信徒，然敬畏之心實已無異於最純粹意義宗教信徒。此道不可傳，以其非學術、非技術、非政策故。無以名之，故曰：混沌邊緣，秩序生焉。
秋風祖述先聖，出諸小品文章。敷衍八卦、播揚物議，析流溯源、原非所欲；然則文筆枯澀，乃其大病。隨筆論學，亦六朝文之一脈；縱無周作人、梁遇春之窈旖多姿，亦當一洗教學參考書、特約評論員之固陋板滯。東坡不擅廚藝，不足為病。東坡肉廚師不擅廚藝，則無詞可解。
伍 刘仲敬：哈贝马斯：守卫社会的边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书评
公域与私域的界别，正如龚斯当所说，在希腊罗马的共同体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古典世界的宗教、风俗、宪法（以其本义就是“民族的体质”）是浑然不可分的整体。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私域纵然存在，也不过是善意或怠惰的疏漏。以哈贝马斯之见“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域”的区别是与绝对主义国家同时出现的，“公共领域”就是二者边界的守护神，其职能就是规范公权、守卫社会。
如果作一番史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对主义国家出自封建诸领主之最强者。当贵族之首足以慑服群雄，维持领土国家王命和平，以统一的意志与秩序加诸原来支离破碎的区域时，现代国家的胚胎出现了。国家有界、社会无界，国家小于社会。（对照魏复古《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强于社会”论，魏氏哈氏在思想系谱上都是马克思的传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敌视“现实社会主义”正以此。）
在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上，19世纪社会主义与19世纪自由主义分道扬镳。19世纪社会主义如其命名，是“亲社会反国家”的，19世纪自由主义则是“亲现代国家反教会反传统”的，前者走得更远更彻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取消国家的存在理由（勿忘国家是异化的产物），实现社会的全面胜利，是之谓“批判的立场”----彻底在野（在社会不在国家）的立场。
列宁改变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航道，使之自“反国家主义” 一变为“超极国家主义”。 19世纪公认属于社会的中间社团全部并入国家，“公权”与“私域”的边界不复存在，自无“公共领域”存身之地。“社会征服国家”的理论一变为“国家征服社会”的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花了数十年来争论“为（社会主义）目的可以不择（国家主义）手段到什么程度”后，与“现实社会主义”各自东西。后者在丧失其思想资源后没能残存到一代人的时间。
现在的西马----哈贝马斯为其名士之首----惋叹随着自由主义世纪的尾声来临，甚至在西方“公权”与“私域”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力量的天平明显倾向国家，“公众舆论”变为“人为公众舆论”的危险上升，后者是“现存权力机构”柔性操纵导向产物。“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此时，民主虚化，社会碎片化，有自发蕴造极权主义的危险。
守卫社会的边界，抵制“现存权力机构”侵犯社会，这是西马的核心思路。其异于自由主义者在于：其一，“现存权力机构”除有形国家外，也含无形经济文化权威。其二，对“现存权力机构”滥权容忍度更低。故而，西马毎论西方形式民主遮盖柔性权威，我朝必有他乡故知之感，毎论东土“极权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必有润之 “我还是喜欢西方的右派”之概。盖右派天然倾向权威，对权力侵犯社会容忍度反而更高。此事知易言难，面纱扯破，唯祷上帝庇尔灵魂东厂逋尔肉体。
陆 刘仲敬：逸民高士眼中的梵高——《梵高生活》书评
传记是一种格外微妙的文学形式，很难说更多地体现了传主的性格还是作者的性格。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名人传》和林语堂《苏东坡传》肯定属于后者，理应列入作者本人的文学作品、而非关于传主的历史资料范围。丰子恺这部《梵高生活》显然也属于这一类，梵高的形象实在太像《后汉书》或《明史》的逸民高士。或者更加正确地说，太像丰子恺性格的某一部分。“少有逸才”、“仙风道骨”、“傲世轻俗”一类的考语完全可以自动各就各位，仿佛梁鸿或倪瓒以苏东坡传奇小说的方式投生到荷兰新教徒牧师家里。
“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在丰子恺的眼中，印象派对自然主义的胜利无异于南宗写意对北宗写实的胜利。艺术乃是东洋国粹派的最后避难所。自冈仓天心以来，许多美术评论家执着地主张：艺术不同于科学，东洋的艺术自有其独到的优势。机械的西方人早晚会发现东方的高明之处，转而移樽就教。有些西方人确实这样做了，例如埃兹拉?6?1庞德。梵高确实也是日本浮世绘的收藏者和崇拜者，所以丰子恺的参照系黑田重太郎有几分谬托知己的资格；但浮世绘在东洋也是偏于写实和“市井”、而非“气韵”和“文人”的流派，所以丰子恺自己的心理投射多少有失节制。梵高毕生痴迷色彩，尤其像孩子一样痴迷鲜亮的“地中海式”暖色，因此遭到法郎士的暗讽。如果他的精神结构与东洋心有灵犀，最恰当的“灵魂伴侣”也应该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平民艺术。这种艺术充满了俗气的喜庆和肥壮的人物，完全不是枯形瘦骨、意高指远的元人水墨风格。喜多川歌麿和鲁本斯都是土豪“三俗”艺术品位和“贪婪”生命力的体现。贾府里的焦大如果像丰臣家的土鳖一样暴发，也不会欣赏八大山人的。丰子恺和他的精神导师李叔同无论如何都是士大夫传人，孱弱的优美在气质上反而更接近于儒雅幽玄的京都公卿。他们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地中海的阳光”、“艳丽丰满的色彩”和“健康的生命力”在梵高的世界中几乎是一回事。
冈仓天心写道：“山乐是狩野的养子和能干的继承人；弘一是落语的伟大教师；胜成号称浮世绘画派之父；一长以其日颂而闻名。这些人都是第一流艺术家；但他们也乐于画出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并不觉得会有辱身份……只有宗达和光林派坚持深刻的意义。他们的先驱者枯叶和孤峰祖述前贤，挖掘几乎失传的土佐派，试图灌输足利时代大师的大胆构想。他们忠于时代本能，经常以富丽的色彩表达自我。他们惯于泼墨着色，不喜欢枯笔瘦条。以前的色彩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给单纯的水墨画带来了最广泛的影响。宗达的纯净最好地体现了足利艺术的精神；而光林的老练退化成形式主义和矫揉造作。……这个画派预示了二百年后的法国印象派。德川时代冰冷的保守主义将它扼杀在襁褓中，不幸未能开花结果。”梵高深爱阿尔的艳阳天和地中海碧绿的水面，觉得自己似乎走进了日本锦绘的世界。
在中国艺术批评（或者毋宁说艺术家批评）的传统中，寒士的“骄狂”不是贬义词，而是人格（粪土金钱）和才气（鄙视流俗）的自然流露，跟医学意义的“疯狂”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作者显然对这个传统了解过多，忍不住将传主套进了这个模式。文学家心满意足的地方，往往就是考据家忍无可忍的地方。我们看到“八岁时候，就显露其绘画的天才。然而穷困的家庭和环境，哪里有力给他专门的教育呢？稍长大后，就非命他出外糊口不可……顾客挟了大笔的金钱，上门来购买高贵的名作，这学徒非但不招呼，且用冷眼嘲笑他们。因为他心中已经悟得真正的艺术的妙谛，眼中全然看不起当时流行的所谓大作。然而这对于商人是致命伤！店主怎么敢再用这个学徒呢？就打发他回家。”我的天！这难道不是《王冕传》的标准配置吗？聪颖的少年、穷困的家庭、崎岖的世道、市侩的商贾！即使《儒林外史》或《十二楼》的作者，也不能写得更好了。下面只缺“老艺术家伯乐识骏马”（韩愈-贾岛模式）、“好知音一辈子”（俞伯牙-钟子期模式）的故事了。
为了“诗的公平”，伟大人物的家庭经常要为伟大人物做出牺牲。不仅在生前，而且在死后。中国的传记作家在“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和“公平对待次要人物”之间，经常态度暧昧。梵高如果真是倪云林转世投胎，他的家庭无论如何贫困都没有关系。可惜他非但不是寒门的贵子，反倒是世家的娇儿。梵高的祖父文森特（跟他同名）是莱顿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这个身份就是社会精英的标志。普及教育时代的博士远不如当时的大学生含金量高。梵高有三个叔叔是艺术品商人，一个叔叔是雕刻家，父亲是牧师。这种背景明显就是中国所谓的“书香门第”。他从小有家庭教师，然后上私立学校，已经证明家庭经济背景相当宽裕。他频繁地改换职业，高兴去神学院就去神学院，高兴去美术学院就去美术学院，一方面表现了艺术家的任性，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家庭的文化层次和宽容程度。从教育熏陶和经济支持的角度上，没有梵高的家族就不会有梵高本人。他的画从来卖不到钱，作者认为是世道冷酷的表现，其实不如说证明了梵高家族本来就不属于靠手艺糊口的阶级。十九世纪的神学院和美术学院都是绅士阶级的博雅教育，不是为养家技工准备的。多德雷赫德和古皮尔画店助理的职务完全不是剥削血汗劳工学徒的所在，而是通向殷实艺术品商人的捷径。梵高只要肯耐心积累资历，本来不难复制叔父的人生道路；正如袁世凯或蒋经国只要肯下基层磨练，早晚会像长辈一样做上大官。文森特没有像弟弟一样，走上家族提携的“富三代”康庄大道，只能说是性格或志趣使然。
丰子恺实在不能算好历史学家，甚至不大能算好传记作家。他的作品缺乏良好的格局和浑然一体的气脉，无论文笔多么精致，总像是几篇互不相干的小品文罗列而成。其实，本书的正确命名应该是《梵高小味》或《梵高杂记》；如果放在胜海舟《冰川清话》和夏目漱石《木屑录》之间，简直是天造地设。“浙西人细腻深沈的风致”和“清幽玄妙的文笔”（郁达夫语）是随笔作家的优点，却不是叙事性传记的优点。然而，随笔的表现力不一定弱于叙事。丰子恺文笔简括，但画面感极强。如果文学也像国画一样分为南北宗的话，他肯定属于南宗写意派。这种风格清瘦萧瑟，恰好是梵高炽烈画风的反面。
“石油灯惨淡的光投射模糊的人影在白壁上，又在天井里描出异样的形状。许多教徒的颜面上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荣光。这是梵高一生中永远不能忘却的一晚。”
“日色黯淡无光，空中没有一点纤云。画家的柩车由几个美术家扶着，悄然地向野外前进，后面跟随着一群村人。行出村境，，就到了墓地。灵柩从柩车上扶下，推入墓穴中。潮湿的泥土发出一种凄凉的音。提奥突然晕倒在地上，似乎听见了亡兄在幽冥的墓地里呼他的声音。”
这里仍然是《缘缘堂随笔》作者的精神世界：清洁、悲悯、温婉、丰柔，宛如德富芦花笔下的赤城山云。文如流水不争先，意在天中月正圆。
柒 刘仲敬：壶中乘化镜中身：齐泽克和虚象世界所能超越之轻
冷战结束后，欧洲思想界突然丧失了不能承受之重。一时间，柳絮随风、桃花逐水，异彩缤纷的肥皂泡漫天飞舞。这时，斯拉沃热·齐泽克开始为人所知。最近，齐泽克的译作突然象洪水一样涌进中国。不到十年间，《实在界的面目》、《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伊拉克：借来的壶》、《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幻想的瘟疫》都出了中译本。类似的待遇似乎只有村上春树和安·兰德才享受过。考虑到大部分西方正典都没有译本，这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尤其耐人寻味。在相当虚荣和时尚的中国思想界，不能流利地引用老齐的妙语，几乎成了落伍的象征。
齐泽克何方神圣?他究竟搔中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那根神经?当然，这些问题只有齐泽克的著作才能回答。齐泽克身为马克思和拉康的信徒，把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娴熟地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比拉伯雷更喜欢不雅笑话;但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的利刃其实只有三把：以社会批判颠覆权力结构、在大众文化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在日常语言背后发现权力结构。我们看着好生熟悉----没错，一点没错。这三把刀曾经属于马克思、葛兰西和马尔库塞。齐泽克只给它们增添了一种元素:福柯式双重修辞法;愚者可以见愚，智者可以见智。通过《玫瑰的名字》，读者可以同时在符号学和侦探小说的迷宫中享受假面游戏的乐趣。这就是齐泽克的法宝:他是虚像世界的大师;袖里乾坤久，壶中日月长。
理论系谱的基础是共通的心理结构。从马克思、葛兰西到马尔库塞，基本轨迹可以概括如下。
马克思对旧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不满。他断言:政治权力只是表象，看得见的政治背后有看不见的经济;后者才是根本的驱动力。他的权力观是一种围魏救赵的思路:如果你觉得现实不合理;不要拿出道德、正义之类含糊不清的口号，攻击看得见的政治体制。相反，你应该攻击看不见的经济结构;那才是敌人的命脉所在。其他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属于前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后者。二者的区别就象业余爱好者和科学家一样大。
葛兰西总结旧社会主义的挫折，感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仍然不圆满。他主张:在政治和经济的外围，有广袤而重要的文化场域。意识形态的战争是真正的阵地战。如果工人阶级在阵地战当中受制于敌人的意识形态结构，他们的胜利也会自动转过来不利于自己。马克思围魏救赵，坚信打破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就会迎刃而解。葛兰西围魏救赵，坚信赢得文化之争，政治经济结构才能迎刃而解。
马尔库塞经历了匈牙利事件和老左派的信用破产。这时，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刷新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保持批判立场。他的选择是:用弗洛伊德的遗产挽救马克思的遗产。如果你的精神结构陷入疏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造都不能解放你。政治依赖经济，经济依赖文化，文化依赖语言。语言是精神的樊笼，实在之家的边界。围魏救赵的大进军必须再多绕一段路，从精神和语言的门户杀入文化碉堡，然后自然如中肯綮、迎刃而解。
在马尔库塞以后，新左就再也离不开精神分析的扶持;仿佛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成了阿拉伯河。拉康是这种联姻的新一代宗师，齐泽克则是拉康的传人。他们是后现代-新左的技术员，发明了最多、最复杂、最具可操作性的批评技巧(语言技巧);却没有开脱新疆域的大功。当然，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河水已经接近大海，可供扩大的新疆域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了。这两位技术员跟前面那三位理论家的关系，类似奥本海姆和爱因斯坦的关系。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时势造英雄比英雄造时势常见得多。齐泽克个人的成就可能完全归功于本人及其师承，但他在西欧的名望离不开柏林墙倒塌的冲击。从上文可见，新左传统的文化批评自始至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西方，只有胸怀强烈现实关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新左。他们做梦都想改造社会、实现理想。(当然，关于如何改造、何种理想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他们永远做不成乾嘉之学。现实世界的剧变对他们影响极大。匈牙利事件以后，最大的剧变莫过于柏林墙倒塌。他们亟需新理论。这种新理论必须既能解释现实，又能保证他们继续保持批判立场。齐泽克是他们对苏联灭亡的回答，正如马尔库塞是他们对苏联背叛的回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新左批评意在政治。他们的假想敌始终是资本主义。他们早已论证苏联其实是另一种资本主义变形，因此苏联的背叛无损于批评的正确性与正当性;但苏联崩溃仍然使他们受到心理上的冲击。齐泽克身为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类，天然就处在刷新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他一点也没有辜负欧洲左派观众的期望:斯大林确实比法西斯更法西斯;但即使斯大林的体系仍有解放的趋势。【《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东欧的后冷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高兴这种解释。他们宁愿相信而且早已相信:苏联模式要为马克思主义的挫折负责;万恶的斯大林毁坏了左派的名誉，使他们的事业倒退了二十年或者更多。不过，东欧观众和读者对齐泽克已经不再重要了。
西欧新左急于翻过柏林墙这一页，还有另一层原因。他们的专业是批判;而不是解释，更何况为他们早就反对的苏联模式做解释。他们更乐于回到熟悉的领域;继续批判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世界霸主美国。如果这种批判多少能别开生面，那就更好了。齐泽克恰好符合这种需要。他那条优秀的毒舌经常使观众忘记:他只是把前人已经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当然是用更有趣的修辞。马克思的风格是古典式的，甚至是《旧约》先知式的;只想使读者震撼，丝毫不想让他们开心。
《伊拉克:借来的壶》就是这种模式。弗洛伊德的笑话确实很好玩。“第一，我从未借过你的壶;第二，我已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于你;第三，当我从你那儿把壶拿来的时候，它已经破损。”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确实是适合新左批判的好题目。但是，齐泽克在笑话以外还有什么要说呢?“这些形象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提醒我们，意识形态的角逐不仅在论辩层面，而且也在形象层面一决雌雄，即:哪个形象将主宰一个领域，并且作为某一观念、某一政权、某一问题的典范化身而发挥功能。”【第3页】唔。这部书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用科普的语言介绍葛兰西八十年前的理论，同时获得了理论创新的声誉。而且这种科普的优先权还必须让给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后者却并不以理论自居。
意象遮蔽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遮蔽权力关系的实质。这就是齐泽克的万能关键词。他大部分著作都是运用更多的修辞技巧，发挥同样的范式。《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并不例外，只是把焦点从伊拉克战争转移到反恐战争。如果读者足够聪明，足够熟悉新左的思维模式和批评对象;就能在齐泽克每一篇文章的开头猜出他的论证内容，只有笑话和双关语例外。马克思的风格是复制的，内容是独创的。齐泽克的风格是独创的，内容却是复制的。理论家和技术员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
《大荒漠》真正的论点是:全球资本主义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笔者如果自夸早已料到这个结论，大概不算过分。而且国际恐怖主义这六个字可以挖掉，换上别的名词;然后就会构成另一部书的结论。)新资本主义是一场意象的狂欢，任何“真实”都不过是这个无形体系建构的产物。《圣经》迂腐的“真就是真”已经连解构的价值都没有了。(请注意:这是后现代的基本论纲。)虚象有创造虚象的能力和内在必要性。“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敌人”的虚象都是这场游戏不可或缺的角色。你能指望中世纪的神迹剧作者从剧本中删除恶魔撒旦这个角色吗?当然不可能。那么，你已经有答案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消灭恐怖主义。相反，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全球恐怖主义;但不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无产者”这种意义上的实质创造，而是意象创造。如果有人顽固地追问:这个意象到底有没有实体;答案只能是:你没有学好拉康。如果你看懂了这位大师的著作，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Q/E.D.
“实在界”就是仙家广成子的壶中世界。凡人一旦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就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世界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摩耶的面纱。语言是符咒，创造了多重世界的虚象。你从一层实在进入另一层实在，往往会自以为勘破真理;但你的真理其实只是另一种虚象。培尔·金特早晚会剥完洋葱头，发现最后的空无;但后现代主义的洋葱头永远剥不完。你不能赞同他们，也不能反对他们;因为证明和证伪都已经毫无意义，只是意象游戏的一部分。读者如果熟悉庄禅之道;就会感到“后现代”其实并不陌生，也并不遥远。在高人看来，这是更高境界的深刻。在庸人看来，这是更加巧妙的逃避。当然，高人早已指出:庸人不假思索接受的常识就是深层文化结构为奴役他们而创造的虚象。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解构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庄禅之道的语境下，情况也是这样。
然而，对于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当然它也是虚象;齐泽克，乃至他的所有当代新左观众，意味着什么呢?深刻的批判。绝妙的修辞。思想杂技团的空中飞人。资本主义的“末人”错误地把新左派当作文化消费品的一部分，放在村上春树小说的同一个目录下面;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家已经惨遭解构，貌似坚不可摧的社会基础已经露出幻象的本来面目。(如果这种现代的、理性的、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一部分的语言虚拟还可以临时借用一下的话。)马克思只是肤浅地攻击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敌视他，犹如敌视大白鲨。齐泽克深刻地摧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资本主义却欣赏他，犹如欣赏小金鱼。
这场游戏正在进行时，中国人加入了欣赏者的行列。从现实的(不得不多借用一会儿这种现代的、理性的语言虚拟)的层面讲，中国目前囊括了全世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研究经费;但这些人并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前的工作习惯:总想等待西方左派继续发明新理论，然后再象以前研究萨特、哈贝马斯一样研究他们。然而，西方的社会形势已经大变。西马、新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承认他们，但还是要研究他们)在狭隘财政的意义上陷入低谷，为数不多的同仁杂志已经很难持续、按期出版。对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的枯竭不是好消息。他们需要睁大眼睛，寻找既有创新意义、又有广泛影响的新对象。在当代西方，很少有人能比齐泽克更符合这个标准。
从更深层考虑，中国人引进西学有一项始终贯穿的特点:很少引进西学“正典”，大量引进西学“负典”。换句话说，只有批判西方的西方著作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以前萨特、尼采、当然还有马克思本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他们都是思想界的“在野党”。思想界的“执政党”著作引进一直非常缓慢、吝啬、零星，直到现在仍然留有大面积的空白。如果我们运用诛心之论，结果大概就是:中国人不大关心理解西方主流;而是很想借助西方非主流思想，超越和破解主流思想的霸权。这种心理结构跟齐泽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想借助后现代技巧，超越和破解现代的、理性的、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基本前提出发，效果自然不出意料。
捌 刘仲敬：陈查理的历史珍玩馆——《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书评
趣闻轶事一向是历史的主要功能，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女神名列九缪斯，历史从来都是文学的分支。历史社会学家很想挤进自然科学的行列，但他们从来没有一点成功希望。所以，让我们放下“深刻意义”和“伟大体系”的自我膨胀吧。多林的著作就是一部《海客谈瀛录》，放在《傅满洲阴谋》和《陈查理探案》之间非常合适。与其内容相比，《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显得过于正经。读者很可能以为，此书大概是《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姊妹篇。其实，作者只想讲一个好故事。
“中国皇后”号本身就是一个童话性的主题。这艘貌不惊人的帆船犹如《绿野仙踪》的主角桃乐丝，天真纯朴而又充满幻想，正是土鳖扬基清教徒的写照。她穿上银鞋，来到神秘的东方。出发的日期就颇有寓意:1784年2月22日。这一天是乔治·华盛顿总统阁下的生日，这一年是独立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战争起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垄断。美国人一旦获得自由，当然要立刻赶往茶叶的原产地。纽约商人为这次远航筹集了启动资金，幕后策划人是独立政治的要角、汉米尔顿的盟友莫里斯。他希望:通过出奇制胜的手段，打破英国的贸易垄断，为嗷嗷待哺的新国家开辟财源。
以当时标准看，“中国皇后”号载运的货物都是奢侈品:皮毛、西洋参、胡椒和烈酒。价值十二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天文数字。我们不要忘记:1960年以前，绝大多数美国人毕生没有见过一百美元以上的钞票。在当时的弗吉尼亚，价值十万美元以上的庄园非常罕见。年仅二十八岁的萧卫大班和四十三名水手从纽约出发，经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驶入南中国海。这次壮举对襁褓中的合众国，无异于阿姆斯特朗登月。殖民时期，大英帝国将远洋贸易视为禁脔。美国水手开辟新航路，所冒的风险不小。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线，手头只有本国国会颁发的特许状。海上霸主是否承认他们有权染指中国贸易，犹在未定之中。即使列强承认，欧洲和穆斯林海盗也不会买账。基德船长横行七海的时代并不遥远，阿尔及尔摄政国扣押美国水手勒索赎金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这时的远洋航行和探险没有什么区别。
1784年8月28日，“中国皇后”号驶入黄埔港。航程一万一千海里，历时一百八十八天。星条旗第一次在中国升起，可惜东道主完全没有理解其中的涵义。不过，他们知道货物的价值。在十三行看来，西洋参仅次于贵比黄金的吉林老山参。恰克图运来的俄罗斯皮毛是北京达官贵人相互炫耀的珍宝，质量还不如美国人带来的印第安皮毛和海濑皮。萧卫大班在他的航海日志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而感到十分的高兴。”不过，这种优惠待遇并不是免费的。大清帝国尚在盛世，绝不肯为迁就蛮夷而歪曲她自古以来的神圣法律:雁过拔毛。他们摆好架子，索取天价规费。萧卫接受中国商人潘振承的忠告，给海关办事人员送了“赏钱”。粤海关很快(半个时辰)就投桃报李，给船员送来了两头牛、八袋面粉、七坛酒，毫不留难地准许他们开舱卖货。由此可见:只要祖国足够强大，洋人也并不是不懂得尊重东方文化。
美国人这次出海始终心怀鬼胎。他们料想英国人出于嫉妒，肯定会从中作梗。然而若有神助，广州的英国人居然大表同情。英国人邀请萧卫赴宴，大谈英美合作，共同维护七海和平。“中国皇后”号受宠若惊，鸣炮致敬。黄埔港内的大批英国船只纷纷回礼，场面蔚为壮观。英国人的友好态度很可能跟清政府的歧视和限制有关。当时，威斯敏斯特严令远东的英国人不得反对清政府。他们有怨无处诉，自然倾向于将新来美国人视为潜在的同盟。如果地点改在西印度群岛，萧卫大班预料的猜忌和竞争自然无可避免。
仅仅四个月时间，十三行就把货物全部包下来。美国人曾经为自由贸易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战，却对东方帝国更加彻底的垄断一言不发。他们是实业家，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垄断贸易体制能够保障经办人的利润，他们就没有反对的动机。行商是讲信用的，不会让供货人吃亏。十三行肯定会抬高奢侈品在内地的价格，然而这样正好可以消费清朝达官贵人的灰色收入、实现东方帝国式的财政循环。
现在该回家了。回程的货物同样以奢侈品为主:红茶、绿茶、瓷器、丝绸、肉桂、花布、漆器、牙雕。1874年12月27日，“中国皇后”号离开广州。1875年5月10日，帆船平安抵达纽约。船毁人亡是当时的正常风险，无惊无险实在是上帝的保佑。何况利润相当可观。三万七千美元足以在威廉斯堡做员外，在马萨诸塞办大学。利润率百分之二十五，显然远不及十三行官商;但以清教徒的标准衡量，已经够意思了。这些异国情调的货物颇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华盛顿闻讯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精美的象牙扇。其中一只茶壶保存至今，壶上绘有飞龙图案。华盛顿在壶上加印了辛辛那提协会的标志，他本人就是该协会的会长。(辛辛那提为罗马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后，弃官还乡务农。华盛顿以此明志，再合适不过了。)今天，这件珍品仍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
莫里斯声名大噪。这次成功奠定了他出任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政治资本。萧卫大班及其同伴很快就准备再次出海。临行前，华盛顿将军送来一份订单，要求“中国皇后”号为华盛顿夫人购买“白色大瓷盘、白色小瓷碗和好看的薄棉布”。将军还以国会的名义，任命船长兼任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保护美国在华的侨民和利益。一时间，“中国热”席卷全美。1789年，马萨诸塞州诺福克郡甚至用“广州”为自己的市镇命名。1790年，经营对华贸易的商船已经增加了十四艘。贸易总额超过三百万美元，中美贸易额仅次于英美贸易额。1793年，萧卫大班第三次赴华，不幸在归途中病逝，享年三十六岁。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小说，适合詹姆斯·米切纳的大笔。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就在炮兵团赢得盛誉。在广州领事任内，他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坚韧。清政府不承认“领事”的官衔和权力，坚持给予“夷目”的待遇，以中国式连坐法要求他。这种尴尬的处境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纠纷。萧卫幸而早死，保住了“中美友好通商使者”的童话式美名。他的继任者一再无可奈何地将合众国公民交给清朝衙门的野蛮审讯，渐渐倾向于联合英国人，给残暴而傲慢的半开化人一点教训。尽管他们刚到广州时，还有联合中国平衡英国霸权的想法。
英国人有一种对付清朝的秘密武器，就是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英国对清朝开战时，美国人顾盛仍然试图维护他们的原则:“在广州的美国人，已经证明了对于中华帝国法律和公共权力的尊重，和英国人粗暴、不驯形成鲜明对比……上帝不会容忍我试想与英国政府合作，支持贪婪和暴力……”五年后，同一位顾盛代表美国跟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第三十三条规定:“美国公民凡试图在没有开放对外贸易的中国港口进行暗中交易，或者进行鸦片及其他违禁品交易的，将由中国政府处置，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支持或者保护;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防止其国旗被其他国家人等滥用作为违反帝国法律的掩护。”问题在于:印度鸦片远比海濑皮毛来源稳定、产量丰富，适合大宗贸易的需要。清教徒的良心没有坚持多久，就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了。在此之前，他们为搜集中国市场喜欢的皮毛，一直跑到南极。广州市场的海濑皮一度高达一万八千张，不到十年就无以为继了。他们砍光了夏威夷、汤加和斐济的檀香木，换取中国的茶叶。到1820年，“檀香山”夏威夷已经没有檀香木可砍。显然，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看，只有鸦片才是茶叶的匹敌。贸易决定的，政治无力修改。大多数美国商人和他们的官方相反，暗中窃喜英国的胜利。无论如何解释，五口通商都是自由贸易的重大胜利。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一般就会有利于美国。
这个题材原本非常适合论证国际体系的演变，但作者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只关心有趣的故事，当然还有异国的风情和有趣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不深，描绘的人物总有“蝴蝶夫人”和“神探陈查理”的味道。许多西方人如果没有参照路易十四的框架，就无法解释乾隆皇帝;不借助清教徒禁酒运动的思维，就不能理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多林就属于这种人，但他的故事却变得更好玩了。他描写美国方面的人物明显可信得多，却没有那么有趣。《陈查理探案》和《傅满洲阴谋》肯定比《柏驾传》、《莫里斯传》更好看。鉴于本书的优点主要在文学方面、而非历史方面，读者最好尽量放松、安享海客谈瀛的乐趣。
玖 刘仲敬：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Puck of Pook's Hill》书评
吉普林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的概念以“童年的发现”为基础，前提就是：儿童生活在特殊的世界中，与成人的逻辑不同。这种概念的诞生最早不超过十九世纪中叶，即使在西方也是在二战后才取得压倒优势。于是，十九世纪晚期的作家群就有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并非儿童题材的作品有些片断符合“童年的发现”概念；狄更斯《孤星血泪》“匹普的童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某些儿童题材作品不具备儿童文学特征；吉普林的《丛林之书》就是这样。他笔下的儿童只是年龄和体型幼小，心理结构跟成年人一模一样。任何读者都能看出：狼孩莫格里虽然一直没有超过十五六岁，在兽群中成熟老练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绅士探险家斯坦利在原始部落中。
《山精灵普克》也是这种“童话产生前的童话”，同时还有另一种纯粹吉普林式的“文以载道”特征。他要以“良药苦口裹糖衣”的方式，实现盎格鲁保守主义的人格熏陶和品质训练。吉普林有“帝国主义诗人”的绰号，部分原因在此。不过这个概念很容易让中国读者望文生义，联想到胜利者崇拜、种族歧视、骄奢淫逸之类的贬义词，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远离盎格鲁保守主义的理想人格了。后者是由中国读者非常陌生的三种理念糅合而成的。其一，罗马斯多葛派的坚忍。（体现于麦考莱的《古罗马之歌》，这是英国十九世纪学童的必修课。）其二，《旧约》的信念。（这是千家万户的必读书。）其三，基督教绅士的荣誉。（体现于戈登将军、伯顿爵士、斯科特船长和纵横七海的无数勇士。称他们为造福人类的探险家还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纯属立场问题。）
责任先于权利；荣誉先于利益；强者的谦卑，骄傲的服从；搏击强梁，卵翼妇孺；不轻易承诺，但所做永远多于所言；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前景，但绝不退缩；与其背弃信任你的人，毋宁死。这些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英国人称之为“品质”的东西。相反，崇拜权力、恃强凌弱，就是吉普林诗中“没有律法的下等人”。这种人不知敬畏上帝，《旧约》上帝的雷霆之怒一定会落在他们头上。
萧伯纳在《芭芭拉上校》中嘲笑的“品质”就是这种东西。此后，各国和历代的粉红色左派作家憎恶的目标也是这种东西。但毫无疑问，大英帝国和此后的许多霸业是由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戈登将军在喀土穆陷落时，不肯抛弃黑人妇孺先走（格莱斯顿内阁的训令是仅仅撤退英国人）；马丁大使在西贡陷落时，不肯抛弃南越难民先走（华盛顿政府的训令同样是仅仅撤退美国人）；英国绅士身先士卒，葬身于罂粟花盛开的佛兰德平原；究其所以，无非是这种“品质”已经内化为当事人人格的一部分。《山精灵普克》想要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英国儿童的糖衣良药，正是这种“品质”。这部书之所以包含大量高度精确的英格兰历史细节，原因也在于：英国男子汉的理想人格有赖于血肉相连的英格兰历史传统。
让本书首尾的两支歌来解释吉普林心目中的英格兰历史传统和盎格鲁理想人格吧。
卷首：
你瞧，横穿麦田的古道遗踪
时隐时现。
噢，就在那里，人们搬运枪炮，
打败了菲利普国王的舰队。
你瞧，溪水忙忙碌碌，
驱动我们的小磨坊吱嘎转个不休。
自从征服者威廉清查土地，
老磨坊一直为我们磨面，替我们缴税。
你瞧，橡树林寂静无声，
紧邻凄惨的水渠。
噢，撒克逊人就在此地败绩，
那一天，哈罗德国王殒命沙场。
你瞧，在黑麦门左近，
高天滚滚风声急。
噢，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巡海雄师，
就在此地追逐北欧海盗的溃军。
你瞧，我们的牧场宽广寥廓，
红牛在这里游荡、吃草。
噢，此地旧日名城、冠盖几许春秋。
伦敦草昧乡邑，何足夜郎自大。
你瞧，那土冢、那沟渠和城墙，
雨后遗墟依稀可见。
噢， 自从凯撒兵发高卢、横海而来，
罗马军团就在此地扎营。
你瞧，往日遗踪灰飞烟灭，
犹如阴影掠过唐斯丘陵。
噢，燧石时代的原人，你们在哪里？
神奇莫测的古镇踪影全无！
古老的道路、城墙和城市，
昔日的盐泽化为今天的麦陇。
我们的英格兰就诞生在，
和平、战争和艺术几度兴亡的地方。
凡俗的地、水、木、风四元素，
造就不了我们的英格兰。
你我生长的斯土斯乡，
乃是魔法师梅林的仙境。
卷尾：
我们以我们出生的土地
向你保证明年的爱与勤劳。
等我们变成我们民族的成年男女，
长大成人、各尽其职。
天上的圣父有无穷的慈爱，
孩子们求助时，帮帮他们！
是他们从一代到另一代，
延续了纯粹的传统！
教导我们承担青年的责任，
坚定不移、珍惜真理。
在我们的时代，上帝赋予
各民族赖以生存的真理。
教导我们永远自制，
每天每夜井井有条。
如果我们需要战斗，
不会伤亡、不会蒙受无谓的牺牲。
教导我们善始善终，
为了上帝的裁决，不为朋友的评判。
我们与上帝同在，无所畏惧，
不受群众的喜恶左右。
教导我们不可追求强权，
不可有欺凌弱小的想法、做法。
上帝在上，我们可以拥有
救苦济难的人类力量。
教导我们喜爱淳朴生活，
享受没有苦味的泉水。
宽恕过去的邪恶，
热爱阳光下的众生！
我们出生的土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父辈为此献身。
噢，故乡，我们在未来的一年，
向你奉献头脑、心灵和双手！
拾 刘仲敬：詞章之道迄于六朝已備——《玉臺新詠》书评
孝穆風鑒所及，漢魏之雄、晉宋之雋、齊梁之麗，盡在望中。詞章之道，迄于六朝，萬象已備，其后鮮有發明，祖述成例而已。射洪曲江，續建安之伏脈；沈宋宮體，暢永明之宗風；明遠子山，唐音激越；陶公隱侯，宋調沉潛；詩品表神韻之昐，文選礪風懷之砥。六代無雜詭異則實有之，衰弊云云，韓歐粗才桐城小儒斯足當之，何面目以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