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鸿章访美时，《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利用其为自己做的广告：“李鸿章从不错过周日新闻报”。
瞎眼的叹息
雪珥
1909年，对于30岁的于右任而言，无疑是艰难的一年。他在上海主办的两份报纸《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先后被查封，官司缠身，连“叹息”都困难。
从“呼”到“吁”睁眼瞎
于右任的《民呼日报》，创办于1909年5月15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该报立即成为革命党的投枪和匕首，毫不掩饰地号召推翻政府，实行暴力革命。清政府虽对此十分恼怒，却因该报办在租界内，鞭长莫及，只好寻求“司法渠道”解决。
当时，甘肃发生百年难遇的大旱灾，饥馑遍地，《民呼日报》一面猛烈抨击政府的无能，一面与甘肃筹赈公所合作，在报社内设立了募捐点，收集上海各界的捐款。代理陕甘总督毛庆蕃指控该报募捐账目不清，涉嫌侵吞赈款，向租界当局举报，于右任等立即被捕，会审公廨（租界内的中外联合法庭）受理了这一案件。 根据史料记载，该报的确存在募捐账目不清、管理混乱的现象。有的捐款直接存在报社，没有直接存入募捐专用账号，报社解释说那是因为筹赈公所的人下班太晚，银行已经关门，只好先暂存报社。此外，多笔捐款的账目出现问题，“已列收数之赈款，而公所未登账簿者竟有九百余元之多”；“账簿已登收数者，总结又复短开二千余元”；“其呈堂清折较账簿结数稍增，亦尚短一千五百余元之谱”。 法庭最后认定，一方面该报“尚无侵吞实据”，另一方面其财务上“弊混丛生”，“有心朦混，借赈挪移，倘非提案彻查，则实存之数必归侵蚀”。判决结果是吊销该报执照，于右任被驱逐出租界。 这一并不复杂的案件中，可以肯定的是三点：一、清政府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用法律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二、“革命报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问题，被告方在法庭辩论时，也只是解释主观与客观原因，而没有否认基本事实；三、会审公廨似乎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没有对“革命者”另眼高看，也没有按照清政府的心愿赶尽杀绝。 到了日后的主流太史们笔下，此案便被戴帽定性为清政府勾结洋人镇压“革命报刊”。总之，一涉及到“革命者”，“卑躬屈膝”的清政府便能突然“雄起”，利用和指挥起洋人来了。 于右任获释离开租界后，马上以他人名义再办一家《民吁日报》。于右任自己说：“以呼为吁，自形相近，表示人民表愁苦阴惨之声”，另外一种说法是，将“呼”字的两点去掉，改为“吁”，暗示人们的眼睛被挖掉了。 没有了眼睛的《民吁日报》依然没能逃过租界当局的“法眼”。报纸创办没几天，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刺身亡（参阅本专栏7月6日及13日的《哈尔滨的枪声》和《日本常青藤的枯落》），《民吁日报》欣喜若狂，刊发多篇文章，歌颂刺客安重根。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租界当局查封了该报。自然，日后的主流史家又将这笔账记到清政府头上，作为其媚日的证据。 至此，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于右任一“呼”一“吁”都被断喉，直到次年11月再办《民立报》。于右任自己解释三家报纸的名称：“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地宣传革命。不允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准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
谁的工具？谁的阵地？
从“呼喊”、“叹息”到“挺立”，于右任这一系列被人们称为“竖三民”的报纸，成为晚清报业的典型见证，也奠定了他民国元勋的地位。
大清帝国的报业兴衰，与其改革开放成正比。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之后。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 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大清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做了修订，颁aihuau.com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而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改善干群关系。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在当时的政府、维新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人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革命派的报章，更是将辱骂与恐吓当成了战斗，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不绝于书。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就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和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打嗝、喷嚏或叹息，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涂抹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参政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而高唱新闻自由动听旋律的在野者，一旦自己登堂入室，首先做的便是严禁他人克隆，转而认真总结旧政权在控制与垄断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即使一声叹息，也是寒光闪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