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6年前，也即1997年4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台北《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他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各类手稿，那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发现，都有可能支持、改变乃至颠覆原来对该位作家的评价。而书信和日记，是应该把它们包括在广义的手稿范畴之中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特别意义上的一种创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鲁迅的一段话所指出的：“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具体到张爱玲，迄今所知她没有日记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绝大部分早已散失，那么她后期写给包括夏先生在内的友人们的大量信札，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忆，张爱玲1961年3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本以后，就开始与之通信。尽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来，但张爱玲自1961年至1994年整整三十二年间致夏先生的总共118通信札，这次能够得以完整地成书问世，确是极为难得的。单就数量而言，也已居现存张爱玲后期信札的第二位，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 张爱玲致夏先生这么一大批信札，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丰富，夏先生的“按语”又如此之详细，因而，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 从发表《怨女》到改写《十八春》，从自译《金锁记》到“改译”《浪淘沙》，从翻译《海上花》到“考证”《红楼梦》，从创作《小团圆》到“搁开”《同学少年都不贱》，还有自评《创世纪》、《浮花浪蕊》等作品，张爱玲在信中不断向夏先生通报，与夏先生切磋，甚至反复再三，甚至具体到字、词、句的探讨。这些信札对研究张爱玲后期创作历程，无不都是极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小团圆》这部张爱玲身后才公开的长篇小说，她在1975年7月19日、1976年3月15日、4月4日、7月28日、1977年6月29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写作进度和写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尤其值得注意。除了与宋淇夫妇讨论《小团圆》，张爱玲当时只有在给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陈自己对于《小团圆》的想法。
对张爱玲后期真实的生活状况，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张爱玲致夏先生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体生动的反映。张爱玲1969年7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后来与主其事的陈世骧产生龃龉，她在1971年6月10日致夏先生的长信中对此作了说明，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张爱玲针对此事最为详细的自我辩解。难怪夏先生在“按语”中要特别强调：“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 尽管张爱玲致夏先生的这批信札是友朋间的交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亲切随意，但仍时有神来之笔。张爱玲1968年7月1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话就很有意思，她说：“我一直喜欢张恨水，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主席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如船，篮子。”确实，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张爱玲始终对张恨水保持好感。早在1944年3月在上海女作家聚谈会上，她谈到自己读什么书时就公开表示：“读S.Mangham，A.Ha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1950年代初，她在香港又对宋邝文美说：“喜欢看张恨水的书，因为不高不低。”这次至少是第三次表态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语”中说：“真正喜欢张恨水的读者，要数她自己，先兄济安和毛主席三人，这句话想是实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为，“张学”研究这些年来的进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处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