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里 中国特色的名人故里经济



  近日,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下达通知,要求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从字面上看,只是进行限制和规范,并未禁止。毕竟,各地抢夺名人故里的行为并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撑死也不过一个“缺德无耻”的坏名声,以文化部和文物局的权限确实压制不住,所以各地的名人争夺战还将继续打下去。

  初看倒很有些文人“雅战”的味道,可时间长了交战各方逐渐没了耐性,索性脱了长衫,撸起袖子短褂上阵。因为新版《三国演义》将诸葛亮躬耕之地设定为湖北襄阳,而非原著所说的河南南阳,于是南阳有人组织小学生在卧龙岗朗诵《出师表》,更有网友怒砸电视机,有人甚至扬言剧组必须道歉。这部电视剧无论严谨与否,仅仅是导演高希希的个人诠释,谁也没规定新版《三国》必须是最权威、在学术上最站得住脚的三国剧,如此上纲上线,只能说心态过于偏激。一个躬耕地尚且如此,遑论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呢?

   

  争谁?怎么争?

  仅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三场新的名人争夺战,分别是陕西米脂、甘肃康乐和山西忻州的貂蝉之争,河北临城和正定的赵云之争以及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的西门庆之争。如果再把前些年的历次争夺列举出来,那将是很长的一份名单。

  那么,中国历史数千年,名人何其多,谁才有资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呢?概而言之,只有户籍存在争议的人物才有可争之处。

  中国早在夏代就出现了职业史官,有着悠久的成文信史传统。汉以后的官方史书,长期受《史记》影响,多采用纪传体形式,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对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更为集中。虽然站在官方立场,史官记载历史时难免夹带私货,但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祖籍之类的资料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领域的判断,完全没有必要作假,若实在难以考证,也会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所以可信度很高。一般来说,秦朝之后的史书中这样的BUG不多,之前的历史则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一些人物的记载就比较模糊,说法也就多元化了。被争夺的名人中大部分都属于此类——譬如女娲、伏羲、炎黄二帝等,尧舜禹汤四大古圣王除了商汤外,户籍都存在争议。

  纪传体分三六九等,按身份等级记载,对帝王将相的记载自然细而又慎,而列传类充斥了不少非主流或非官方的人物,考据就不会那样上心了。史官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某种程度又是君主的秘书官,所以不可能走访民间将那些非主流人物的细节一一考证到位。这也为后人的争夺战提供了契机。

  此外,从汉代的州郡制,经唐宋的州县制,直至元代确立至今的行省制,行政区域并非一成不变。古属甲郡,今属乙县,难免要埋下口实。譬如刘伯温故里之争,其出生地是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治下的南田镇,1946年南田镇划归新建的文成县(以刘伯温谥号命名),但史载中都是记作青田县。再如数年前的皇甫谧之争,其关键就在于史料中所说的安定朝那县确切地址不明,又多有变迁,所以至今仍是悬案。

  如今,名人争夺战已趋白热化,从最初的远古人物到一些二三线非主流名人,被争夺对象的规格是一蟹不如一蟹,可手段和排场倒是一个强甚一个。综合起来,其手法无外乎先利用媒介热炒名人吸引眼球,再以名人为主题建造一些设施吸引人流。最初还等争论有了结果再动工,后来是一边炒一边建,眼下竞争激烈,一些地方没耐心等到结论出炉就先破土动工了。这样一来,即使争论结果不利于己方,建好的东西也不可能再回头拆掉。所以,除非在学术上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否则名人争夺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

   

  为何争?谁在争?

  历史名人故里之争在中国倒不是什么新事物,就以南阳、襄樊的诸葛躬耕地之争为例,这桩公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代。不过,古人的争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论史的层面上,说到底只是为满足地方公众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需要,比较单纯。

  真正让争论变得不那么单纯,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这主要体现在争夺的主体人群和动机上。不妨先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即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的老子故里之争。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大陆还非常渴求外资的年代。1990年,河南鹿邑县迎来了一位台湾客人——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马炳文,他告诉当地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说,他愿意筹款修缮破旧的鹿邑太清宫。他回台湾后筹得百万美元,但到了年底却反悔,认为老子故里在他的老家——邻近的安徽涡阳的可能性更大。总之,百万美元最终花落涡阳。这是鹿邑人的说法,涡阳人却又是另一套说辞。按照当事人马炳文之孙,彼时任县政协委员的马杰的说法,马炳文早在1987年就来涡阳寻找老子故里了。马杰根据当地民间传说整理出了一系列资料和证据,最终获得马炳文认可。

  如果仅仅是一个台湾老人的一家之见,倒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涡阳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开拓,加上鹿邑方面没有什么反制措施,所以涡阳凭借百万美元建设起主题景区,一时颇为兴旺。鹿邑虽是公认的老子故里,反倒只能干瞪眼。直到1997年,河南省政府介入,鹿邑的颓势才得以扭转,并咸鱼翻身,获得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这场战争以鹿邑卫冕成功收场。

  显然,争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只不过今昔表现形式不尽相同。1980年代中国掀起过文化寻根的全民思潮,1990年代则是传统文化热,两者共同的本质,是自近代起就对本民族传统持批判态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寻求自我认同的表现。当时最流行的寻根形式就是对姓氏、家族和民族起源的追寻,而这对于广大海外华人有着深刻的吸引力。不过,说到底还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寻根拜祖热高潮过后,这一目的就越发凸显了。名人故里是历史古迹,但同时也是吸引游客前来的噱头,最终目的还是发展旅游业或是招商引资。翻开一个个案例,不难发现,对争夺名人故里最上心最卖力的恰恰多是一些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当历史成为经济资源,狼多肉少,发生争抢就不奇怪了。

  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鹿邑若无省府支持,势必会一直输给涡阳。其实早在1990年代,地方政府就经常主办文化祭祖,这大致属于文化信仰层面。直到进入21世纪,政府最终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以历史文化促经济发展风潮的急先锋。最近发生在河北正定和临城之间的赵云故里之争就很有典型意义,两地政府的表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说起来,起争执之前两地其实都没有和赵云有关的古迹,但正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赵云故里,具备先天优势。正定较富,而临城是贫困县,自然是挑起事端的一方。2009年6月,临城向河北省申报了非物质遗产“临城赵云故里传说”;7月,临城宣传部长向媒体宣称临城就是赵云故乡。两个月后,正定县在县刊上撰写社论指责临城无理挑衅,其口气就像国与国之间的谴责照会一般严厉。接着,双方开展了土木大战,你盖个赵云墓,我就建个赵云主题公园。显然,以两地的经济水平而言,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没有官方意志是不可能如此雷厉风行的。

  以往是经济挂帅,文化先行,如今是政治主导,经济主唱,文化反倒成了跟班。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官方唯GDP是论的指导思想。在内地,除非拥有特别的资源,多数地方经济结构都较简单,真正能拉动GDP大幅增长的莫过于建设项目。钻机一响,黄金万两。在旅游业真正发展起来之前,光是圈地、建设等前期工作就足以让GDP账面大放异彩了。至于旅游业能否真的发展起来,那是后话,或许那时决策人已经升迁他处,即便剩下烂尾工程,那也是继任者要考虑的问题了。 

  盲目跟风是大忌

  如今,就连西门庆、孙悟空这样的小说人物竟也当作历史人物被争夺,悲剧?喜剧?倒不如说是盲目跟风的闹剧。若是小说人物也作数,那么扬州市不妨重建怡红院,挂块“鹿鼎公韦小宝纪念馆”的招牌,苏州市可在太湖边建个燕子坞主题公园,以纪念南方武林代表人物慕容复。最近在江西崇仁县新发现黄裳墓,估计《九阴真经》发扬光大的日子也不远了。

  盲目跟风源自焦虑,尽管官民动机有别,但发展经济的目标指向还是一致的。不过,要发展旅游业,炒作只能吸引眼球,在这个资讯泡沫化的网络时代,受众很容易见异思迁,欣赏你的炒作不代表就会真的跑来一游。笔者试以江西与河南两省旅游业做个对比分析。

  发展旅游业,其前提是具备相当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大致分两类,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江西与河南正好是此二者的典型。江西多山多丘陵,林木资源丰富,外人提到江西,无外乎“山清水秀,工业不发达”等印象,若是问起旅游胜地,则多是些自然景观,诸如庐山、龙虎山、三清山、井冈山等,多以国家森林公园形式存在。人文景观最有名者莫过于南昌滕王阁、瓷都景德镇和婺源徽州文化景区,余者知名度都不高。江西旅游的底色是绿色,走的是休闲生态路线。

  与江西相比,河南自然景观持平,但人文景观丰富得令人咋舌。河南地处中原之地,长期作为汉人活动的中心地带存在,许多王朝皆建都于河南,留下大量人文遗产。这既是河南的雄厚资本,也是河南积极参与名人故里争夺的底气所在。河南旅游的底色是黄土色,走的是历史寻根路线。

  总之,和别的产业没什么不同,旅游业也得因地制宜,依托本地资源,更需要配套设施的支持和循序渐进的积累。倘若只是抱着不干白不干,总比不干强的侥幸心理,宣传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名人故里,不惜牵强附会,甚至干脆生造一个,再圈地搞建设,靠行政强制力拉动,这种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其结果也不过是多制造几个人迹罕至、墙角长草的大型人工建筑罢了。

  令人担忧的是,在争夺名人故里的热潮中,许多经济落后的地方出手倒很是阔绰。就拿上文的赵云之争来说,双方各自展开赵云故里的建设浪潮。富裕的正定圈地不过30亩,贫困的临城出手就是800亩、7000万元。其他案例中的争夺者也莫不是挥金如土。为了一个没有经过科学分析论证,更多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执念,实现几率非常渺茫的梦想,而不计成本地盲目付出,已经颇有些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气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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