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道德情感论》之初见
在读《道德情感论》之前，笔者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只知道“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煌煌巨著，却不知他还有另一本传世佳作-----《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原译名《道德情操论》）竟比前者还要意义深远。后者作为斯密在伦理学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并不在《国富论》之下。而他本人将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感论》的修订与完善上，其良苦用心昭然若揭：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正因为《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感论》的作者，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伦理以及哲学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
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的一户殷实人家，不过，就在他出生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也就没有任何兄弟姐妹，而他的母亲格外来长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的母亲仅比他早去世6年。斯密跟他的好友休谟一样，终生未娶。
1737年斯密入格拉斯哥大学，在这里，学识渊博而人格高尚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注意到了他的天资，在16岁那年就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其实当时也刚刚20来岁——的哲学家休谟，从此两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及朋友的学术努力，构成了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完全不同于法国式（或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它在探寻人的理性的伟大作用的时候，时刻对理性保持着警惕，从而使其启蒙避免了法国式启蒙的狂热及其破坏性效果。
1740年，斯密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了6年。毕业后，曾短暂任教于爱丁堡大学，1751年，斯密受聘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教授，1752年他继承了他的精神导师哈奇森，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一直干了13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中，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名著《道德情感论》（1759年）。1763年11月，斯密接受英国当时财政大臣的聘请，作为其养子的家庭教师，陪同这位年轻人到欧洲大陆游学。就在这期间，他开始了《国富论》的写作。1764年斯密正式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务。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皇家海关税务司长。1790年7月17日，斯密去世。
第六版《道德情感论》的出版时间，差不多就是1790年，也就是斯密去世的那年。根据《道德情感论》英文本编辑们撰写的“导言”，第六版比前面的版本有了显著的更改和扩充。也是根据编者们的考证，斯密的写作方法不是彻底重写，而是反复修改旧稿，因为修改旧稿相当于反省自己的思路。于是，他写作《道德情感论》的过程，就与写作《国富论》的过程相互重合了。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增长国民财富。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所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国富论》第6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版第423页），而且，具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也应该鼓励每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无形的手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结果――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个人的利益和癖好自然而然使他们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斯密认为，分工和交易是出于人的利已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利己行为使得社会财富增加。这段话堪称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这句话现在仍然近乎完全正确。
如果不是受到乔纳森B.怀特所著的《拯救亚当·斯密》的启发，笔者仍会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自己正在或者已经懂得了斯密的思想真谛，并为此感到心慰。事实却并非如此。当人们把《国富论》作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 ，把“看不见的手”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基本原则时，却把《道德情感论》几乎完全忘却了。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学基础。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感论》留在了英国。中国最早《道德情感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96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作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对《道德情感论》的重视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他从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在《道德情感论》中，他从人具有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斯密认为，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天性。斯密实质上是说，同情（利他）和利已同样是人的天性。因此，斯密认为，只有当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能有和谐、安定和进步。由此可见，《道德情感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用以他利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感论》说的是道德人。也因此，斯密的研究者们常常告诉我们，《国富论》和《道德情感论》是姊妹篇，是同一思想的两种表述，是不可分离的。从时间上说，《道德情感论》在前，《国富论》在后；逻辑上，《道德情感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不仅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伦理学的发展也是不幸的。更何况，西方的经济学本来是与伦理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动，这从斯密不仅是经济学大师，同时也是哲学伦理教授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来。
斯密强调，“市场在社会中运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社会的相互联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道德规范的话，社会将崩溃。”所以，“要用善行和正义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平衡这些市场。”只有在正义与道德规范之下，市场经济才能良好地运行，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福利增加的理想目标。 “人几乎一直不断地需要同类的帮助，如果他只期待同类的善意是枉然的。如果他能够使利已的同类对他感兴趣，那他成功地把握就会更大……”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通过同类的利已主义寻求成功的把握，是进步社会的独特性。 “ 在文明社会里，随时需要许多人的帮助和协助。”，因而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在社会的交往体系中，学会控制他的本能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本能和行为，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使社会长期存在的秩序,而这个秩序才谋求合作与多赢。
不论是在《国富论》还是在《道德情感论》中，亚当·斯密都坦率地承认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的，而且自利更为根本。即使是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也没有忘记人具有自利性：“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区别仅仅在于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想用“道德情操”制约人的自利性，而在《国富论》中斯密想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人的自利性。斯密翻来复去强调，人不可能离开个体自我感受（自爱），去直接理解别人。即意思是说，同情之所以能利他，前提是先“自利”—先知己，才能知彼。所谓同情，就是由“知已”自发、直接地“知彼”。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他也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斯密强调“自利”(self-in-terest)并不等于自私（selfish-ness），更不等于贪婪（greedy），自利或利己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把他人当做追求私利的手段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斯密肯定了人从利己出发行事的合理性，但他指责自私与贪婪带来的种种罪行。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
在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道德情感论》提出软的一手-----道德自律（良心、责任心）。在通过市场体制发展经济时，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斯密的理想应该是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良好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国人渐渐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国民经济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捷、自由与进步的同时，也越来越严重地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在越来越多。其中，赚钱方面，什么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花钱方面，想尽办法逃税避税，尽量压低甚至克扣个人工资，环保项目不肯投入，公益事业难觅身影，奢侈品消费却异常红火。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假药、假米、假烟酒、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虚报数字的假政绩、以及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滥用公款、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规模走私，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假字横行，利字当头，似乎到了一个全社会道德崩溃的边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且奉“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为正统。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商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正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的，“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本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企业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过来，企业给社会带来损害，也就是在给自己带来灾难，因为任何企业均无可能生存于真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不是空谈，这正是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良性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而这正是现有的国内市场经济所欠缺的。以德治国，以德服人，以德聚财，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才能挑起国家发展强大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大梁，才能在一次以一次地市场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
也正是这个原因，温家宝总理在参加2005年全国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委员的联组讨论会中荐书与会企业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如果说《国富论》是为市场经济立宪，那么《道德情感论》则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纲领。在市场经济经过了质量竞争、品牌竞争到信誉竞争的时代，我们需要让《道德情感论》承担它的历史责任，重回和“拯救”亚当·斯密，共同构建以道德为基础的良性发展的市场经济。
参考文章和书目：
《世人争谈<国富论> 谁解斯密良苦心》 梁小民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国富论>为市场立宪》 秋风 《中国经营报》
《拯救亚当·斯密》 汪丁丁 《北望经济学园》
《当代的亚当·斯密》 冯务中
《重新回到斯密》 姜奇平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全民道德的沦丧》生命的意义 搜狐博客
《拯救亚当·斯密》，（美）乔纳森B．怀特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1月
《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论”》苏伟 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